肖某遂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主张李某返还因生育该女婴而支付的生育费、其抚养该女所支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认为女方隐瞒婚前与他人同居并怀孕的真相，男方虽无法定抚养义务，但由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财产为共同共有，其各自支出的抚养费金额无法计算，因此男方无权主张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抚养费用。本案涉及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与处理问题。所谓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乃至离婚后，女方故意隐瞒其子女非与男方所生之事实，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关于欺诈性抚养关系是否该返还抚养费的法律问题，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师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
欺诈性抚养关系是否该返还抚养费
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应采取肯定说中的侵权损害赔偿说，即应当返还生育费及抚养费，理由如下：
第一，抚养子女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基于当事人之合意，故将欺诈性抚养行为定性为因无当事人之合意而无效，不甚妥当。再者，根据法理，当事人无合意并非导致行为无效，而是行为的可撤销或效力待定。此外，欺诈性抚养是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而欺诈人本人并非抚养关系当事人，故认定因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欺诈致使某一行为无效，也与法理不通。
第二，就欺诈性抚养结果来说，无抚养义务人承担了有抚养义务人的抚养义务，将其归属为抚养义务人获得之不当得利，似乎合理。但是，欺诈性抚养强调主观之恶意欺诈与客观不当利益之获得的二者结合，而不当得利说仅指出了行为后果的性质，不能概括行为本身的性质，故仅以不当得利定性欺诈性抚养关系，不甚全面、准确。
第三，无因管理强调无因管理人须知其“无因”而为管理，而事实上欺诈性抚养在进行管理时，是事出有“因”，即是在受他人的欺骗下，将他人的亲生子女当做自己的亲生子女予以抚养。所以，以无因管理定性欺诈性抚养也不甚妥当。
第四，用侵权责任法理论来解释欺诈性抚养较为合理。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欺诈性抚养来说，其不仅侵害了无抚养义务人的人格权，尤其是名誉权，也实际造成了无抚养义务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再加之其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有损害结果发生以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也为无抚养义务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理支持，故对于欺诈性抚养可按侵权责任法理论来定性和处理。
[案情介绍]
肖某(男)与李某(女)于2010年3月经人介绍相识，并于当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后同居生活。同年7月23日，李某生育一女婴。李某生育该女婴后以该女婴头部有一肿块，谎称系恶疾，以此为由主张将该女婴送养给他人。肖某怀疑该女婴与其无血缘关系，便将该女婴私下寄养在一亲戚家，择日做“亲子鉴定”。2012年1月间，经“亲子鉴定”，该女婴与其无血缘关系。肖某遂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主张李某返还因生育该女婴而支付的生育费、其抚养该女所支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案情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李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两种意见：
1、否定说。认为女方隐瞒婚前与他人同居并怀孕的真相，男方虽无法定抚养义务，但由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财产为共同共有，其各自支出的抚养费金额无法计算，因此男方无权主张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抚养费用。
2、肯定说。认为李某某应对肖某承担返还和赔偿责任，但所持理由各不相同。一是行为无效说，认为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意隐瞒子女是婚前与他人同居怀孕的事实，致使男方受欺骗后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而将该子女当成亲生子女进行抚养，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当属无效民事行为，男方有权请求返还已支出的抚养费;二是无因管理说，认为男方无法定义务对非亲生子女予以抚养，其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应返还其已支出的抚养费用;三是不当得利说，认为对于非亲生子女的生父和生母而言，无抚养义务之人已支付的抚养费实属不当得利，生父、生母自应返还不当得利给无抚养义务之人;四是侵权损害赔偿说，认为生父母采取欺骗手段，让非亲生子女生母之配偶相信该子女为其亲生子女，并为之提供抚养费用，侵害了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财产权和人格权，应对其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涉及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与处理问题。所谓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乃至离婚后，女方故意隐瞒其子女非与男方所生之事实，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和处理，我国法律并未给予明确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就类似问题有一复函，即《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复函》(〔1991〕民他字第63号)，但该复函也未对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和处理作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多采肯定说，但所持理由各不相同，对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认定也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应采取肯定说中的侵权损害赔偿说，即女方应当返还生育费及抚养费，理由如下：
第一，抚养子女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基于当事人之合意，故将欺诈性抚养行为定性为因无当事人之合意而无效，不甚妥当。再者，根据法理，当事人无合意并非导致行为无效，而是行为的可撤销或效力待定。此外，欺诈性抚养是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而欺诈人本人并非抚养关系当事人，故认定因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欺诈致使某一行为无效，也与法理不通。
第二，就欺诈性抚养结果来说，无抚养义务人承担了有抚养义务人的抚养义务，将其归属为抚养义务人获得之不当得利，似乎合理。但是，欺诈性抚养强调主观之恶意欺诈与客观不当利益之获得的二者结合，而不当得利说仅指出了行为后果的性质，不能概括行为本身的性质，故仅以不当得利定性欺诈性抚养关系，不甚全面、准确。
第三，无因管理强调无因管理人须知其“无因”而为管理，而事实上欺诈性抚养在进行管理时，是事出有“因”，即是在受他人的欺骗下，将他人的亲生子女当做自己的亲生子女予以抚养。所以，以无因管理定性欺诈性抚养也不甚妥当。
第四，用侵权责任法理论来解释欺诈性抚养较为合理。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欺诈性抚养来说，其不仅侵害了无抚养义务人的人格权，尤其是名誉权，也实际造成了无抚养义务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再加之其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有损害结果发生以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也为无抚养义务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理支持，故对于欺诈性抚养可按侵权责任法理论来定性和处理。
[案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