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政策的变化：学术型人才培养逐渐让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硕士生学制由三年缩短为两年；研究生录取名额连年大幅度增加。这种变化给研究生教育带来一些问题：从研究生招生数量看，录取名额不断增加，必然意味着录取标准的降低；从教学来看，传统的讨论式教学变成了本科生式的教师一言堂形式，学生上课兴趣降低；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和约束力下降，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每个硕士生导师名下所带硕士生数量大幅增加，硕士生获得的指导非常有限；学校对硕士生的日常管理也难以保证，考虑到硕士生已是成人，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严格管制，使得研究生基本处于无人过问的自由状态。
  
   从“精英”培养模式向“大众”模式的转变，硕士生生源质量的下降，加上培养向“粗放型”发展，使得硕士毕业生质量受到质疑，再加上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冲击，使本来就很严峻的就业前景更加黯淡。师兄师姐就业的严峻形势，使得硕士生一入学就开始背负上了“就业难”问题，前途未卜使他们无法静下心来潜读。
  
   硕士生就业率低是否意味着没有市场需求呢？从工程硕士的市场需求来看，据统计，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总数已达1000万，居世界各国首位，但人均产值很低，每百万元产值所需的人数，约为美国的16倍。企业发现很难招聘到合适的毕业生，因为现在的毕业生普遍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知识面窄、拓展能力弱、动手能力差等缺点。
  这反映出不是没有市场需求，而是硕士生培养现状与实际需求脱节。这与我国传统的硕士生培养以学术型人才为目标有关。学术型硕士生培养目标是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成为高级科研人员；应用型硕士生的目标则是面向社会，能够将科学知识、科技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管理实践，毕业后进入企业、机关等非科研单位，从事实际操作性的工作而非研究性工作。
  
   培养目标的不同，体现在学生的培养方案上则存在很大差异。学术型要求具备宽广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参考美国的培养方案，其对学术型硕士生的课程学习的要求是基础学科知识学时比重要达到50%，专业知识占20%～30%。鼓励学生参加大量的科研活动，注重培养其科研能力。
  对非跨专业或跨度不大的硕士生，可以鼓励他们向学术型目标努力，对于其中一些优秀的本科毕业连读的硕士生，可以采取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但是，这类培养方案只应占硕士生总数的15％～20％，将近80％的硕士生则应采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生源来看，这类硕士生包括为数不少的跨专业学生，以及委托、定向、在职等特殊学生，以及大多数准备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硕士生。
  
   这种培养目标应使学生在入学初就获得明确指导，更重要的是，从培养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课程设置上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进行调整。从培养模式来看，可以参考美国鼓励大企业和大学联合培养应用型硕士生的经验，鼓励产学结合的协作培养模式，这样既增加了经费来源，还有助于促进硕士生从事应用研究的积极性。
  从学制年限来看，没有必要为两年好还是三年合适进行争论，而应采用弹性学制，以学分制为基础，各阶段的学分累加计算总学分，学生在修满学分后选题写论文，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获得硕士学位。弹性学制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责任心；灵活的学制能适应学生的个体情况，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能创造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的良好条件；弹性学制避免了一刀切的学位授予方式，学校和导师就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具体的决定，做到谁达标谁毕业。
  
   真正与“国际接轨”不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硕士生的两年学制，而是要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真正与市场接轨。这里从两个案例来予以说明。案例一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研究生部合作从2006年初开设了一门《银行最新实务》课程，讲授者全部是银行业界资深专家，系统介绍国内外商业银行体制、管理、产品、营销等实务以及最新改革动向。
  作为固定课程每学年定期开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实际效果看，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每堂课座无虚席。案例二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软件学院培养的软件工程硕士，其培养模式始终明确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目标，具体定位为培养“精技术、懂管理、会做人的行业骨干”，把教学培养与学生的职业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认清自己在职业发展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不断提高。
  注重课程体系与IT人职业发展方向的结合，通过问题发现和解决“研究型教学”，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从而具备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应对不断变化的应用型问题的能力；在业余文体与学术活动中注重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协作精神与沟通表达等综合素质；论文阶段则通过选题、开题、中期交流、学术研讨等活动强化学生的应用型研究能力，使学生在为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而努力的过程中，提升其职业发展和应用型研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