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探讨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美国斯坦福大学理论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所谓全球化，就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1）。
  这一定义描述了全球化的运行状态，揭示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并评价这一概念，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早已开始，它的内在动因是具有无限扩张力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自从哥伦布开辟了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殖民者就不断突破地域界限，为其产品寻找市场。
  凡海水所及，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足迹，无处不成为他们投资牟利的乐园。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这一纽带，把中世纪以来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世界几大部分沟通、联系了起来，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
    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生并随着传播手段（主要是大众传播手段）的成熟不断发展的。
  探寻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足迹，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早期的殖民者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除了携带各色货品外，还常常附携一样东西――报纸。这些报纸从欧洲大陆“出发”，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菲律宾、中国和日本；这些报纸也可能由欧洲大陆传到英伦三岛，再由英伦三岛传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等国家。
  西方殖民者不但携报纸漂洋过海，还在他们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刊。发展中国家报纸出现较早的，如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非洲的埃及、几内亚等，其首份报纸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尽管当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上，国家、地区间的信息往来主要依靠远洋航运系统，传播速度亦为今人所不屑（一条消息或一份报纸由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传到中国的澳门需要5－7个月时间），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个以欧洲为起点，将欧、亚、非、拉丁美洲联结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已初步形成，由此奏响了信息全球化的序曲。
  
    1838年莫尔斯的电报装置试验成功后，欧美各国纷纷建立了国内电报通讯系统，此后又开通了连结全球的电报通讯网络。19世纪中期新闻通讯社出现，它凭借电报和无线电通信手段传递信息，在时效性方面表现出报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之后便是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体的诞生、数字化浪潮的出现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
  
    互联网既是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将这一过程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因。它以地空合一的信息高速通道作为传输渠道，以渐趋普及的多媒体电脑作为收发工具，是一种高效率、大容量、极具开放性的传播媒体。新闻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就将无视国界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收看或调阅，行政控制或干预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据悉，目前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已达7000万以上，并且正在以高达160％以上的年增长率递增，平均每分钟就有2－3部电脑进入互联网络。（3）
    今天，信息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名词或概念，它已经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产生着影响，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发展趋势。
  
    纵观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可知，信息全球化是以下列因素为依托的：
    播屏障的消除，信息的自由流动；
    播媒体的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传播手段的高度现代化；
    各国政府对信息控制的减少。
    这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开放性、多元性必将取代封闭性；同时由于传播资源占有量的不均，也暗含着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竞争的意味在里面。
  这并不奇怪。因为全球化原本就来自资本主义利益的驱动，它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还是作为一个过程的推进，都是以西方的存在为前提并折射出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斩除封建藩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衍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配倾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及信息安全造成威胁。
  但无论如何，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它也”（章太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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