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一个字‘忍’者无敌
不要拿普通人的心态分析政治人物的行为,否则容易陷入一种庸俗历史观。
政治人物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为领袖,他需要争取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个人的性格必须服从其政治使命。
勾践遭受灭国之痛,个人被俘到吴国,生活还是优待的,起码不用吃卧薪尝胆这种苦。
但祖宗的基业、越国人民受奴役、追随他家族多少代的贵族大臣的利益，才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举国人民对他的期待，是他复仇的主要动力。相比之下，个人小心眼完全不值一提。
同理，李世民搞玄武门之变并不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如果李建成登基，李世民手下无数谋臣良将全都会被清洗，而这些围绕李世民的利益集团恰恰是初唐的主要精英，就算李世民愿让贤，这些人也绝对不会干。
还有陈桥兵变也是。当你代表一个庞大利益集团时，是没资格讲博爱，讲谦让的。
所以历史人物需要考虑的问题很深很复杂，不是平头老百姓以个人性格论可以推测的。
伍子胥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他，勾践是个极为记仇的猛人，在他卑顺的表情下隐藏着复仇的勃勃雄心，此人不杀，后患无穷。 勾践这个人最重面子,也是个很记仇的人。为了让自己时刻都能记得仇恨,他天天睡在柴房里,随身带着一个什么苦胆。每次舔一下苦胆,身边一个像闹钟似的随从就提醒他,你忘记仇恨了吗?他必定这样答,我没忘记。
总的说来，吴、越两国都属于战国时期的蛮夷国家，与中原华夏讲求礼乐大有不同。自从二国结下梁子以来，吴王夫差要霸越，但发展到最后只是臣服越，并未灭国。此时的越王并不是心眼小，而是做了个极高明的战略处理，即毛主席说的“敌进我退”，暗自鼓张势力。他是以国家的求强为主要目的和心理，这和当时身处大国林立的国际局势中的国家的心理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有战争的压力。他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