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国家。其他主要参战国如美国、英国、苏联、德国等，均有生产生化武器的手段，或是开发这种非常规武器的应急计划，并有一定数量的贮备，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敌对国使用过生化武器。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大量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进行化学战、细菌战，野蛮、残忍地屠杀中国人民。 
在战争中使用毒害人畜、毁灭生态的有毒物质称军用毒剂，装有军用毒剂的炮弹、火箭弹、导弹、地雷等，则统称化学武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治疗毒剂或化学武器对人的伤害的有效疗法和药剂。
  正因为化武的危害极大，所以，它与核武器、生物武器并列，成为国际社会有关条约中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早在1925年6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上，就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亦称《日内瓦议定书》）， 1928年2月8日生效，无限期有效。
  日本是37个签署国之一。 
但是，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从1927年起就秘密指令其军队在广岛县大久野岛制造化学武器。经过两年时间，日本陆军将大久野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将整个海岛建成了规模庞大的化学毒剂和化学武器生产工厂。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是日本最大的化学武器工厂，约有6000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和朝鲜的强制劳工。
  化学武器毒气的研究开发是由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负责的，它生产了巨量的毒气、信号弹、管式炸弹以及气球炸弹，但最优先的任务是生产引起战斗力丧失的毒气IPELIT。此外，日本还有多处化学武器制造设施，如神奈县寒川町的海军兵工厂、筑地的海军技术研究所和福冈的曾根兵器制造所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14年里，侵华日军先后在我国的敦化、海拉尔、太原、宜昌、济南、南京、汉口、广州等处，设立制造毒气的工厂或化学武器的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扎有从事化学战争的部队。吉林省敦化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化学武器生产中心，它生产化学武器的数量超过了日本大久野岛化学武器工厂；规模次之的则是内蒙古海拉尔的化学毒气厂，20世纪90年代，海拉尔地区已发现超过一万人以上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等死于日军的化学毒气战。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先后在我国14个省、市，77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131次，中毒死亡者3100多人。据美国生化武器防卫研究主任、化学战研究领域的国际一流专家本杰明·C·加瑞特博士的统计，他认为侵华日军在化学武器中使用了6种毒气：碳酰氯、氢氰化物、溴氰化物和氯乙酰苯、二苯基氰胂和二苯氯胂、三氯化胂、芥子气和糜烂性毒气。
  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导致中国的受害伤亡人数，远远高于中国方面的统计，他认为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达2000多次，造成10万多名中国军人和平民的死亡。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居民区及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频繁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据不完全统计： 
1938年7月，日军在山西夏县一带的村庄水井内投放毒药，当地农民至死者2000余人。
   
1939年4月，八路军第120师等部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对“扫荡”日军进行围歼作战，期间遭到日军第27师团第3旅团发射毒气弹攻击，贺龙及第120师司令部20余人中毒。 
1940年5月，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迫击炮大队在山东泰安县红山战斗中发射毒气弹，致使我抗日官兵300余人中毒身亡。
   
1940年8月，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11次之多，致使八路军10，000余名官兵中毒。同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窒息性”毒气弹，使八路军350余名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 
1941年9月，日军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在河北省宛平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学生和居民400多人。
   
1941年10月，日军在宜昌战役中兼用毒气炮弹和毒剂炸弹，造成国民党军1,600人中毒，其中600多人死亡。 
1942年，日军为了摧毁冀中军民创造的地道战术，于5月28日在河北定县坦村的地道内施放大量的窒息性毒气，致使躲藏在地道内的800多名老幼妇孺中毒身亡。
  战后，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供认：是他亲手制造了杀害800多名和平居民的大惨案。 
1943年5月，日军第222联队在山西辽县的麻田至河北涉县的河南店约25公里的公路上，向其一带的村庄水井、水池投放毒剂20余箱，使八路军120多人中毒，中毒身亡的群众达300余人。
   
1943年11月初，日军向常德进攻时，施放毒气80余次，中国军队中毒伤亡1,000余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及伤亡人数，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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