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专家分析：我国近28年来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高增长、不稳定。“高增长”主要表现在1979年至2004年GDP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6％，名义GDP总额在不断上升，2005年即突破了20万亿元。中国正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越过下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向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经济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我国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和外汇储备均居世界前列，已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成为高度发展的国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数大幅度下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主要物质产品产量已进入世界前三位。经济的高增长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
“不稳定”表现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两个阶段和六次调控。四个经济周期指我国GDP经历了四次起伏，经济波动大而且频繁；两个阶段分别是反通货膨胀阶段和反通货紧缩阶段；六次调控包括五次紧缩性政策调控和一次扩张性政策调控。通货膨胀反映出中国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特色”；通货紧缩则反映出现阶段中国内部的周期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同时也日益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不稳定的，但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较成功；中国的经济周期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典型商业周期，仍受到政府行为和宏观政策的较大影响；经济波动带有中国体制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特色；中国经济运行及宏观政策的国际因素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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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五次过热和四次紧缩，但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判断经济运行状态的标准，究其原因是没有揭示和把握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因而，科学构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识别指标体系，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就必须防止经济“大起”。
防止经济“大起”的先决条件是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的状况。要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状况，就必须确立有效的经济运行状态识别标准。 从1978~2002年，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过渡到“高位平缓”波动，经历了四次过热和四次紧缩，政府和理论界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高度重视，但是对经济过热的判断问题仍悬而未决。
所以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9%以后，经济学界经历了有史以来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场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的争论。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判断：(1)经济形势很好，没有出现过热。投资的快速增长只会带来效益，不要急着“踩刹车”；(2)经济出现了过热，应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防止过热引起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3)局部经济过热，不是全面“过热”，对投资过热的部门适当降温。
在“经济是否过热”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因为缺乏明确有效的衡量标准，或者说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当前判断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1)西方经济理?主张的GDP增长缺口、失业率和物价三结合标准；(2)投资效益标准。投资收益超过资金成本的时候，投资增长30%也不叫过热，如果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那怕增加5%也是过热；(3)投资速度标准。
投资增速，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将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过热；(4)长期供给标准。经济是否过热不是百分比的问题，而要看资源配置能否支撑该经济体的持续稳定增长；(5)货币供应量和资产价格标准。过量供应的货币可能没有流到商品市场，而是流到资产市场，通过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扬表现出来。
导致判断标准“百花齐放”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论界还没有立足于中国的经济事实梳理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关系，找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宏观经济运行的识别体系。大多数人只是套用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关系的判断标准，而另有一部分人则从中国典型化事实的个案分析来确立标准，它们要么脱离中国实际，要么缺乏理论深度(王诚，2004)；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条件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对新背景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各方看法不一(刘树成，2004)。
由此可见，要构建一个科学、适用的宏观经济运行识别标准体系，必须深刻洞察经济运行的背景特征，确立经济运行中典型化事实，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二、供给约束与宏观经济关系 (一)供给能力的两种约束 宏观经济运行形势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
总需求的正、反向冲击会改变总供求之间的均衡点，使得经济在扩张与收缩的交替中运行。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总供给扩张，总供求在更高产出水平处达到均衡，总供求持续扩张推动均衡点越走越高，这一过程表示经济在走向高涨。 经济的高涨不是无止境的，当总供给接近或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高涨就达到极限值——经济周期的峰值，经济便呈现过热状态。
当总需求低于总供给时，总供给下降，总供求在较低产出水平处实现均衡，经济沿这一方向运行下去就是衰退。衰退也是有限度的，当总供给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大量闲置的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刺激投资需求的增加，经济又会摆脱衰退走出谷底。 由此看来，需求冲击只是经济短期波动的直接原因，而经济运行态势决定于实际供给能力与潜在供给能力的比较。
在技术和制度既定的条件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资源约束，二是结构约束。如果产业结构比例协调，产出能力就取决于资源约束。 一定的资源总量决定了经济增长中资源投入的规模，在增长率一定的前提下，它只能支持一定的产出增长速度；此外，资源构成中如果存在“短线”和“长线”，资源约束还会以短线制约的方式影响产出能力。
从长期来看，一国的潜在产出能力是由其短线资源决定的。 在给定资源供给的条件下，产出能力取决于产业结构约束。一国经济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如果按一定的比例协调发展，就会展现综合优势。在比例合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约束是整体产业低水平约束。
这需要产业升级才能实现产出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总是处在严重的非均衡状态，“长线”产业和“瓶颈”产业并存，从长期来看，潜在的产出能力是由“瓶颈”产业决定的。这种瓶颈约束需借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压长促短”或“保长补短”来保持产出的进一步增长。
(二)供给约束与宏观经济关系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中，相对于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而言，劳动力是短线资源。就其产业结构而言，各种产业按一定比例优化配置，不存在“瓶颈”产业约束。 因此，在不考虑产业结构约束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就是潜在产出水平的惟一约束。
于是劳动力成为影响产出能力的关键要素，失业(就业)被纳为总供给关系的链接纽带，进而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宏观经济关系：产出一失业一物价之间的传导关系。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是这种资源约束型宏观经济关系的强力实证。 然而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劳动力绝不可能成为近期供给能力的制约因素。
中国现有7。4亿劳动力，占世界总劳动力的26%，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加起来不过4。3亿。目前时期内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精简机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所释放出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压力。
在2005年，中国将面临着3。2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这一数字接近于美、英、法三国人口数的总和。 富裕的劳动力资源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关系在中国难以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王少平、涂正革等(2001)基于协整检验和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一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结论：价格标高理论在中国不成立，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用于中国。
左大培(1996)对中国的物价、产出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结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物价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42个百分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却会下降0。57个百分点——就两年这样长的时期来说，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加快经济增长，反而放慢了经济增长；当然它也就不可能真正减少失业。
常云昆、肖六亿(2004)计量分析了1978-2001年的有关数据，发现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均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产出、失业与物价之间的宏观经济关系断裂。 (三)结构约束型的供给能力 中国的供给能力不是受资源数量约束，而是受产业结构的制约。
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状况始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限制条件，在经济过热时尤为明显。从1953-1978年，在自然倾斜和强制倾斜产业政策的调控下(程秀生、郑景胜，1990)，国家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框架。
自改革一开始，国家采取了补偿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将重点转移到发展轻工业，这一转变使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基础工业，尤其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发展滞后，以至于基础产业从80年代开始就成了制约产出能力的“瓶颈”。概括地讲，80年代“瓶颈”产业不仅没有得到重点发展，反而为下一步发展设置了更紧的约束(江小涓，1991)。
这种非市场调控的、调整缓慢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极大地限制着中国的产出能力。需求扩张引致实际产出增加，一旦“长线”产业支撑的产出增速迅速提高，必然遭遇“瓶颈”产业供给能力限制，出现经济过热，如1984-1985年、1988年、1992~1993年、2003-2004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均伴随着产业“瓶颈”的出现。
这表明“瓶颈”产业的产出能力决定着GDP潜在产出水平(陈东琪，1989；樊纲、张曙光等，1993；靳新中，1991；程秀生、郑景胜等，1990)，因而当需求膨胀引起实际产出达到或超过潜在产出时，就出现“瓶颈”制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产业结构约束下的宏观经济关系必然以“瓶颈”产业为中心形成一个经济变量关系链条。
下面以“瓶颈”产业为突破口重现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三、中国的宏观经济关系 所谓“瓶颈”产业，又叫“卡脖子”产业，是指严重制约其他产业及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产业部门。具体指那些在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体系中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短线产业部门。
这类产业的所有前向联系部门需要由该产业提供的投人品超过该产业的最大生产能力；或者它的最大加工转换能力远小于其所有后向联系部门所提供的投入品。 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瓶颈”产业部门主要包括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
它们生产的产品包括粮食、电力、煤炭、石油、钢材、木材、水泥、交通运输和基础化工原料等，我们称之为“瓶颈”产品。“瓶颈”产业的发展滞后和“瓶颈”产品的相对短缺，使得社会的综合生产能力下降，产业联系和比例关系的实现只能依据“瓶颈”部门的生产能力来取得平衡，从而造成长线产业部门生产能力的闲置，甚至导致经济增长被迫中断。
“瓶颈”制约贯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历史。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瓶颈”产业制约的现象显得更为突出，成了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影响因素。 。
答：“走自己的路”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最为根本的经验和最为强大的 精神支撑。1956年4月，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首次...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