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是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虽然当今的国际政治已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大国政治，但大国关系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回顾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呈现了明显可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由于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G20取代G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论坛，表明新兴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显著上升。
在这种结构变化中，中国地位凸显，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构成了大国关系中的一条主线。 （一）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通常有一个较长过程。就年度形势进行判断，有两个重要事实是基本依据。一个是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这一报告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掌控世界事务，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方式。
另一个是G20取代G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对话机制，这一重要过渡表明，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呈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 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看，尽管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9·11”事件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使得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力不从心，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将把外交作为战略重点，把外交接触、经济政策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而战争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这种调整体现了美国战略力量的收缩。2010年8月美国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驻伊美军从2009年的14。
4万人减到了5万人；与此同时战略重点东移，增兵阿富汗，使驻阿美军达到10万人。美国力图通过这样的调整，实现在2011年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和从阿富汗部分撤军的目的。 从一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看，虽然并未放弃强硬的一面，军费继续大幅增长，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活动极为活跃，但只要它不能摆脱两场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不能找到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有效解法，反恐不能取得根本进展，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不能起主导作用，它就不能改变掌控世界事务力不从心的现状。
这一点构成了年度大国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事实。 从国际机制的演进看，2010年G20地位凸显，正式取代G8，构成了大国互动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事实。自20世纪70年以来，G7和后来的G8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论坛，一直是大国外交的俱乐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凸显，仅限于西方大国的小圈子开会，对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已没有多少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由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时代的结束。与美国、欧洲身陷危机形成对照的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格局的变化推动着更多新生力量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
G20地位的上升，表明新兴国家取得了在“主桌”发言的权利，折射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变迁。 G20地位的凸显和新兴大国作用的增强，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大国政治的图景。观察这个集团的成员，可以看到，它们作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群体，其份量决定这个机制化的平台具有名符其实的大国政治的形式与实质。
据统计，G20的GDP总量占全球的85%，[1]贸易占80%（包括欧盟内部的贸易），人口占三分之二。[2]尽管G20成员国间的实力有很大差距，但它们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中，都是位居前列的经济体，而且都具有突出的地区性影响。 从统计排名看，G20包括领土排名前8位的国家、军费排名前14位的国家（2009年数字，SIPRI）、石油消费排名前12位的国家。
按照IMF的数据，G20的所有成员的名义GDP，都排在世界前32位之内，[3]而按PPP计算，则都排在世界前24位之内。[4]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是人口排名世界前5位的国家。[5]中国、德国、美国、日本是出口位居世界前4位的国家。[6]沙特和加拿大是排名前两位的石油储量国。
沙特、俄罗斯、美国是石油生产排名前3位的国家。G8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排在前20名的国家。从这些数字来看，G20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尽管从概念界定来讲，有些国家被称为“大国”可能有争议，但称这个互动结构为大国政治平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作为批评者的小国感受最清楚。 例如，挪威就是G20的批评者。挪威作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的最大捐助者，象其他170个国家一样，在G20中没有发言权。挪威外长斯托雷（Jonas Gahr Støre）认为，“G20是一个自我任命的集团。
与只有最富裕国家代表的G7或G8相比，它可能更有代表性，但它仍然是武断的。我们不再生活在主要大国开会并重画世界地图的19世纪，没有人需要一个新的维也纳会议。”[7] 比较今天的G20与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应当看到，尽管都具有大国政治的形式，但实质并不一样。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列强进行权力角逐的外交形式，是权力政治竞争的产物，而G20则是一种全球治理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商讨世界事务的平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这种结构表明，大国关系正走向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只有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才能对当今的大国关系作出恰当的解释。
（二）中美关系 与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主要大国间关系也在变化。正如美国主导力下降引人注目一样，中国影响力上升也同样引人注目。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敏感性有了明显上升。一年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
从整体来看，两者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有突出表现，同时，两者的权力政治冲突也明显地尖锐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呈现更大摆幅的冲突—合作结构。 2009年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然而，进入2010年之初，中美关系就出现了重大波折。
谷歌事件、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了双方紧张关系的上升，包括军事交流的中断。但随后双方领导人的会晤，特别是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犹如华丽的急转身，又体现了双方强烈的合作意愿。然而，尽管双方在经济对话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战略对话中却没有推进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互信。
进入夏季之后，双方在安全上的不信任状态进一步加剧。除了军事外交上的交锋之外，双方以军演频频“亮剑”，构成了2010年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在这期间，美国联合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亚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军演，还调动三艘核潜艇同时在中国周边现身。
媒体称这等于把多达462枚“战斧”导弹部署在了中国周围。在此期间，中国也高调进行了一系列军演。从国家间的互动来说，“亮剑”无疑是一种强硬态度的表达。美国频频采取的军事行动，针对中国的威慑、围堵意图明显，而中国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中国会以坚决的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回顾中美关系一年来的互动，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的两个方面都体现得非常鲜明。尽管两国关系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但当下这两方面的表现都突出化了：第二轮经济与战略对话所体现的合作前所未有，而军事互动中的频频亮剑也前所未有。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从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是因为决定两国关系的双重动因强化了。
首先，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不断加深，而金融危机则一步把双方利益联系在了一起。2009年第4季度，美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了200亿美元。2010年前5个月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39%。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互动，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中美在金融上的利益纠结，特别是中国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更使双方形成一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
除了经济关系，两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也都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核大国地位，中国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的外交影响力，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地位等，决定美国在解决这些最迫切的国际问题时，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也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当然，中国国力的增强，也导致了另外一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权力政治关系的紧张。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中国的份量又上了一个台阶。与中国的发展相对应，中国的利益必然会扩展。
伴随着中国经济活动向全球的扩大，中国保卫自身安全利益的需求也扩展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中国已日益表现出了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海洋利益的决心，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发生冲突。2010年中美在安全上不信任加深，并形成以军演为形式的对抗性互动，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发展的产物。
与这种矛盾的发展相对应，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博弈也尖锐化了。中方向美方明确表示了 “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观点，但美国却宣称对于化解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具有“国家利益”。为了拉东南亚国家阻击中国南进，美国在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并特别加强了与越南的关系，包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互动。
中美之间冲突因素的上升，表明双方的互动存在权力政治的属性。然而，由于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因此双方的冲突能够保持在斗而不破的大局之内。观察一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现实可以看到，这两种结构都在影响着双方关系的进程。双方作为战略伙伴，在相互依赖的框架内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而且可以开展合作，但另一方面，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权力政治意义上的矛盾会日趋尖锐，但在相互依赖框架的制约下，这种矛盾不会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样的结构下，中美的互动就像钟摆一样，始终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摆动，有时摆幅小一些，有时则会出现令人吃惊的大起大落。 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表明双方在力量的消长中正进入一个新的磨合阶段。中国在崛起中需要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角色，而美国也需要进一步适应中国的新的角色。
（三）新兴大国影响的凸显 在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中，新兴大国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是一显著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表现为新兴大国活跃于各种多边合作平台，以机制化的方式不断增大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们各自以积极的外交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发挥独特的影响。
从多边合作的角度讲，新兴大国除了在G20这个平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共议全球重要问题之外，它们还强化了相互间的合作机制，组成了自己的俱乐部，从而为大国关系的结构增添了新要素。这些合作机制主要有“金砖四国”（BRIC）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
“金砖四国”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它们在领土、人口、资源与市场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四国领土面积占世界的26%，人口占全球的42%。有了这样的前提，四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它们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迅速上升。由于它们是与西方大国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因此在份量与地位改变后，就日益感到有必要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与地区问题开展合作。
从“金砖四国”的峰会看，其合作已取得了效果。用“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的话说，金砖四国正在合为整体发出声音，试图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G20和G8，四国已经站在了全球决策的中心。 与“金砖四国”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俱乐部是成立于2003年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
这一论坛的主要宗旨是推动南南合作。由于印度、南非和巴西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国，有重要的地区影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且都是G20成员，因此它们的合作机制必然给大国关系的结构带来重要的影响。 除了开展机制化的国际合作之外，一些新兴大国还以独特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和土耳其。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骨架，只要几个主要的大国关系基本确立，那世界格局基本就确定了。因为只要是大国，肯定会有追随国家，也就自成一派了。这个典型的就是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对于那些小国，如果不支持大国政治，也就基本没有露脸的机会，万一谁要是傻傻的去公然反对大国政治，结果就是朝鲜和古巴，当然他们够幸运，因为还有中国和苏联。这个思路应该差不多了吧？欢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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