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鞠躬报国的典范。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这位贤与能浑然一体的偶像身上，也并非没有人生败笔可寻，比如他的连年北伐。
诸葛亮自27岁隆中决策走出卧龙岗，全面主持刘汉集团27年，其中在最后8年中，他工作的重心就是北伐曹魏，先后五度出兵，直至公元234年征战途中病逝五丈原。
尽管《三国演义》对“六出祁山”不吝笔墨予以描绘、褒赞，但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诸葛亮的北伐行动一无所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其实，诸葛亮北伐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主观方面，诸葛亮天才地设计了立足荆州、西图巴蜀的战略蓝图，蜀汉才能以最弱的力量，周旋于吴魏之间，鼎足之势方成。
但诸葛亮仍不能算是一位成功的军事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诸葛亮并没有像曹操那样成功地指挥过官渡之战，为统一中原奠定坚实基础，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一举促成了政治格局的确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更主要是表现在攻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他可以神机妙算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中，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政治家的大局观大智慧及纵横韬略，军事大对决的实质是政治大对决。
从这个角度考察，诸葛亮似有目不视睫或顾此失彼之嫌。
客观方面，当时曹魏版图数倍于蜀国，兵多将广国力强大，政权也非常稳固，而蜀国在三国中最为弱小，地势封闭，又连年烽火人心思定，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医疗战争创伤，富国强民。
如若穿过穷山恶水的蜀道，强行以弱小之师与精壮之旅正面作战，大获全胜的概率几乎为零。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诸葛亮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不伐中原死不休”呢？作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又时时处在“旷世奇才”的赞誉声中，于是把名垂青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如此，诸葛亮也难以免俗，一统江山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使得他未能做出正确选择，屡败仍屡战；报恩思维对诸葛亮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受先帝托孤”死而后已，认为成功与否是一回事，做与未做又是一回事，因而数次贸然行动；过于自信及对后来的人没有信心，也促使诸葛亮主张趁自己还健在的时候早打大打，解决统一问题。
其实一国兴一国亡，个人的去留又怎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诸葛亮北伐“后果很严重”：“蜀兵数出，国弱民疲”，“劳军扰民，内外交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本来疲弱的蜀国局势更危，诸葛亮死后不久，蜀汉也就灭亡了。
纵有经天纬地才，无奈一切东流水，这可能是做人最大的痛苦。当病榻上的诸葛亮感到五丈原秋风刺骨，想到五伐曹魏无寸尺之功，同时自己的身体又像蜡炬成尘一样慢慢消耗殆尽，其心情可想而知，即令今人也不免洒上一掬感怀之泪！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及对其本人过高的评价，当时及稍后的人也是颇有非议的。
《蜀记》：“士大夫共论诸葛亮，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张俨《默记》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崔浩《典论》：“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守穷崎岖之地，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
虽然如此，诸葛亮还是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中丞相的楷模。
历朝历代丞相无数，但一提到丞相，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诸葛亮，这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及后世民间艺人的渲染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出笼有关系的，此外，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渴望也是一重要因素。
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少数几任皇帝尚能励精图治外，其余大多属荒淫、昏庸、暴虐、无能者，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或可成为皇帝与臣民之间的调节器。
遇到了好的皇帝、丞相，老百姓便能吃上几顿饱饭，遇上了不好的皇帝、丞相，老百姓就要卖儿鬻女，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误打误撞中运行了偌多年。屈指细数，贾似道、李林甫、严嵩、蔡京辈
竟如过江之鲫，长期生活在这些人霸主鞭下的老百姓，渴望良相出现。
诸葛亮毕竟曾让蜀中“连年大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死后又有“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清廉形象，自然让劳苦大众念念不忘。杜工部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一个“寻”字，就是社情民意的无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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