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巩义西南有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习称“巩义宋陵”，是闻名 遐迩的旅游胜地。其中宋真宗的永定陵附近，有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冢，就是世人熟知的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在影片《少林弟子》中，当观众看到洪家班姐妹被恶霸豪强逼迫至少林寺附近的包公墓前时，银幕上赫然出现了用颜体楷书写的“宋丞相孝肃包公墓”几个大字的巨碑。
  此时此刻，绝大多数观众都相信包公是长眠在这里了。然而，这很可能是历史的谬误。据考古界报道，包公及其夫人墓、长子夫妇墓、次子夫妇墓、孙子墓，十几年前都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奸村的黄泥坎发掘出来了。测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 些史实。
  包氐族墓及墓中出土的其他珍贵文物，既为史学界、文学界进一步研 究包公的历史与传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一个包公，为什么两座墓葬？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那么巩义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包公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姓包名捶，字希仁，祖籍庐州（今安徽）合肥。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取进士甲科，从而走上仕途，由建昌、天长县令而历任工部员外郎、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直至封为东海郡开国侯而病逝，终年64岁。从《宋史》的记载及一些宋元野史材料来看，包拯其人在出任县令至枢密副使的一生中，秉性刚毅、处事严明，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惩恶扶善， 深得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好评。
  在合肥出土的包拯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他以大义 为重，不惧贪官豪强，并敢于上书皇帝查办枉法权贵的事迹。他策论国事能高 瞻远瞩，讲究让百姓“衣食滋殖、黎庶蕃息”，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 在他管辖过的地区，不断修改地方法制，一方面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另一方 面加强市场管理、惩办贪官污吏，以增加国库收入。
  他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 自身清白廉洁，不谋私利，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与赞扬。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屡次兴兵南犯，宋朝统治者却只求歌舞享乐。后来南北议和，边境没有多少 战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地主更加在歌舞升平中沉沦，毫无富国强兵之念。
   日趋腐败的吏治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百姓怨声载道。在那黑暗的社会中，人 世间魑魅横行，群众有苦难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包公的所作所为，必然有 口皆碑。合肥包公墓志为当时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称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
  这就是包公的由来，可知“包公”是包拯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敬称。真正的包公墓在合肥市东郊，已成定案，这不仅有考古发掘的材料为确证，而且有宋代庆元年间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等文献为印证。河南巩义宋陵中的包公墓虽然冢大碑高，也必然是一个“假”墓。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义包公墓是“真墓，不仅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即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承袭旧说，可见明初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至少经历五六百年。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巩义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以解答。巩义包公墓修于何时，很难考证。现存关于此墓最早的记录是明朝嘉靖年 间的县志，可知修建的时间不晚于明代中叶。
  元、明两代史籍对此均无说明。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修这座墓，里面究竟埋葬着什么等等也就无从得知了。包公为什么两座墓，是“千古之谜”，而合肥包公墓地出土的材料同时又 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成为“谜中谜”。比如，在墓地中轴线的 西南部，有一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米，底径10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 妇迁葬墓。
  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米，都是一色的生土，可知这个 土堆是典型的“疑冢”，包公墓为什么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代修建的？ 实在耐人寻味。又比如，嘉祐三年（ 1058年）包公60岁的时候，在皇帝面前 声称自己“无子”，而就在这时他把自己一个已怀身孕的小妾孙氏遣送回了娘家， 孙氏生子包绶，包公仍十分歧视，而由包公长媳崔氏暗地关照，后又力排众议帮助孙氏抚养。
  此事对于包公虽属瑕不掩瑜，毕竟很难理解，可算一桩“疑案”。 再比如，包公戏曲中多有他为严守法纪而惩治皇亲国戚的故事，但墓志铭却记 载包公本人即为“皇舅”，其中关节，至今鲜为人知。淝水岸边，包公墓已见天日；嵩山北麓，包公墓依然高耸。一个包公，两 墓遥望，给我们带来很多联想，等待我们去进一步弄清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