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表现的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
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
  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
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
  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
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醉翁亭记》则表现了太守与民同乐、共醉太平的思想感情。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他与众宾野宴尽欢以后，感叹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依照一般的说法，“乐其乐”中的“其”就指欧阳修自己。也就是说，欧阳修乐的是自己独得的山水之乐趣，而与滁人的“从太守游而乐”不相干。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跟文章所要表达的“与民同乐”这个主题发生了牴牾。
  说滁人“不知”，言外之意就是只有自己才懂得山水的乐趣，滁人只是陪着太守“随喜随喜”而已。这样的的理解，跟整篇文章的情感内容也是不相吻合的。 
我以为，“其”字应该是指代滁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证明。“其”作为代词，必然有上下文提供的内涵基础。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主语是人而不是太守，如果把后一分句说完整，那就是“人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其”所指代的对象正是“人”；下文“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中的“其”，指代滁人之意更为显明。这两个“其”字所指的不能不是同一对象。
   
把百姓的快乐看作自己（太守）的快乐，这也符合当时欧阳修的思想感情。《孟子》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欧阳修，具备这样的思想意识，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人意料的地方。
  太守游山玩水的乐趣，滁人不会不知道，而太守的真正乐趣却在于滁人的幸福安乐，这深一层的快乐，却除了太守本人以外，别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到的。作者所要表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切身的感受。 
就《醉翁亭记》全文的结构上看，我们这样的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前文极力渲染山水之乐，而山水之乐写到“四时之景无穷，而乐亦无穷也”已经达到高潮，后文已经难以措手了，作者于是笔锋陡转，写出滁人“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的游乐情景，从而把自己的乐趣引申到“乐民之乐”、“与民同乐”这样更为深广的一步。
  振起后文，全靠这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