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
  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
  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囗、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
  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
  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但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 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
  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软玉，英文写作Nephrite，它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
  古代欧洲人和美洲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迷信玉，认为佩戴玉石可以辟邪，可以治愈肾病。然而，在用玉历史、碾琢技艺和用途方面，无论是日本古玉，新西兰毛利族玉器，印第安人玉器，还是阿拉伯玉器，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或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或用途狭隘。
  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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