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晓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首唱。 词作者：姚筱舟 曲作者：朱践耳
1963年，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在这次高潮中产生的一首优秀歌曲。它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晓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首唱。红色影响：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再度演绎，很快流传全国，几十年久唱不衰。 电影【雷锋】插曲 【演唱】才旦卓玛 【作词】蕉萍 【作曲】朱践耳
脍炙人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关于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还另有一段故事。 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20世纪60年代，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他暖暖的笑容为每个中国人所熟悉，他动人的事迹传遍华夏大地。
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大量记载每天所做的好事以外，他还写下了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警句格言。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雷锋日记里大量的警句格言，是他自己创作的，还是抄录自别处的呢？比如雷锋日记里的这首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在读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时，被这首诗深深感动了，很快，他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它寄给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这首歌曲由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首唱，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以后，才旦卓玛一举成名。 且回到当年。再说当年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一位名叫姚筱舟的年轻人，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调广为流传，而词作者又打上了全国人民正在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
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只要有上述任何一条，此人就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一个“内控人员”。
所以，爱好写作的他，将这首小诗投寄出去时，都是用的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这首诗被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诗的前几句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现在，哪怕借他一百个胆子，姚筱舟也不敢和雷锋去争署名权。
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给曲作家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对比姚筱舟和雷锋的诗，雷锋日记中的这首诗有两处改动：姚筱舟（蕉萍）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朱践耳是一位严谨的艺术工作者，他根据姚筱舟写给他的这封信，专程找到了陕西省铜川矿务局。据说当矿党委书记召开大会问“谁叫蕉萍”时，在场的姚筱舟都没敢吭声。后来还是矿党委派人来把他找去，书记当面询问时，姚筱舟才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 之后，这首歌在《歌曲》杂志上正式发表对，就用了诗的第一句，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为“蕉萍”，又过了好些年以后，才改署为词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雷锋在这首歌的问世和流传上功不可没。没有他把姚筱舟的诗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没有被误以为是英雄雷锋的作品，这首歌也不会流传得如此深远。在以后几十年的传唱中，只要一唱起它，人们心里仍然会想起雷锋。（据《八小时以外》）。
唱支山歌给党听 焦萍词 践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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