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可能有诸多因素，但他广泛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才俊智囊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重人、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 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
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 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 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
”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 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
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观人于微”，并且准确率极高，全赖其“积久而有经验”。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
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
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
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
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幕僚共计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众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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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约公元前1792年至前1750年，汉谟拉 比成为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代王，在他的统 治时期，巴比伦统一两河流域，并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汉谟拉比也成为独揽大权的专制...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