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论战”看曾国藩的进步方面
　　
在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而又激烈的论战。顽固派以监察御史张藻盛、大学士倭仁、内阁学士梅启照为代表。他们认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就能得“人心”(《洋务运动资料》第1册，第121页。
  )就能无敌于天下。很显然，他们实际上还没有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为只要牢牢守住孔孟之道，就能制胜一切强敌。这种认为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装备是雕虫小技，不足为虑，认为战争的胜负可以完全排除武器的因素的观点，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认为既要守住孔孟之道，又要学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
　　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对洋务派可以说是步步逼紧，极尽攻击之能事。同治元年，总理衙门在北京创办同文馆，招员学习外文。
  同治五年，总理衙门“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2—23页页。)，因此决定“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张藻盛首先起来反对。他叫嚷：“朝廷命官每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8—29页。
  )在张某人看来，“规模宏远”的“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足以将一切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学习“制造轮船、洋枪”实是多此一举。接着，大学士倭仁振振有词道：“今以诵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所用者鲜矣。”“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超衰振弱者。
  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第28页。)倭仁的论调是：（一）向外国人学习则必然成为汉奸而为外国人效力。（二）中国的“礼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是“超衰振弱”的灵丹妙药，而外国的科学技术是“末议”，学之无用。
  
　　顽固派还攻击洋务派是要“用夷制夏”。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丁日昌被他们骂作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指责李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洋人”。(《洋务运动资料》第135页。)
　　表面看来，顽固派有“抵抗洋人，捍已华夏”之势，而实际上，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放弃了武装，坐以待毙，奉行的是一种投降主义。
  例如刘鸿锡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说：“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而并有华夏，”所以“西洋之事以和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为信，袒怀相示”。(《洋务运动资料》第275—276页，第288页。)刘氏甚至主张一切外事交涉都可由洋人处理。可见，极端守旧派不仅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空想主义者，同时也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最无用的一群废物，同主张以“自强”、“求富”的手段来抵抗侵略的洋务派比起来，毕竟是良莠分明。
  
　　在这种争论中，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自然地当起了迎战顽固派的先锋，从而也明白地表现出了其进步性的一面，这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得到佐证。
　　1、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本质。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长期生活在湖南一个闭塞山村，加上他所处的闭关自守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他对西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当然不可能是全面、准确的。
  但是，曾国藩入京以后，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世事，对侵略者的本质逐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在人民抗英斗争的激发下，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反侵略的热情十分高涨，曾国藩从中得到鼓舞，开始关注海疆之事。通过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不仅看到了“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
  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一现象，而且认识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惟利居奇，是其本性。”(《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5、176、289页。)这说明，他已看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从曾氏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程度来看，应当说，他对侵略者是不抱什么幻想的。更重要的是：曾氏在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
  例如早在广州议和时，他就看到：“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自英夷滋扰，已历时三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有人说，曾氏因迷恋封建王朝统治，不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实在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如大江东去、日渐走向崩溃的时候，曾氏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回天乏力了。
  总之，曾氏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认识上的飞跃，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如果硬要求他在大局上救国救民，实在是有点为难古人的味道。
　　2、曾国藩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的长处。
　　如果说顽固派在洋务面前是一群愚昧无知、痴人说梦之徒，曾国藩则算是一个有识之士了。
  他不仅看到了西方的长处，而且敢于承认，敢于学习。他虽然出于儒者的本质及对清王朝的尊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然而却又不得不说：“独火器不能及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4卷。)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正是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而横行无忌的，从而决心以“师夷”之手段，达“制夷”之目的。
　　当然，曾氏因为阶级局限性，不能认识也不能承认较封建专制统治远远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承认了中国有不如外国的地方，至少在科技方面远不如外国。而这种承认的价值，比起它的实际作用来说，显得更为可贵。
  因为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孕育着一种“反思”意识和“求变”力量，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3、曾国藩重视武器和人的有机结合，不是唯武器论者。
　　顽固派从狭隘的政治偏见出发，把洋务派学习制造使用先进武器，攻击成是“唯武器论”。
  例如刘鸿锡说：“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耶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洋务运动资料》第278—789页。)这些话表面看来颇有道理，但他们的动机是想向世人说明：中国不应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生事物完全是不应该的。
  他们妄图以所谓“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来战胜侵略者，实质上是妄图证明昏庸腐朽的清政府还有能力打赢一场反侵略战争，封建制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洋务派并不都是“唯武器论者”，至少曾国藩不是。曾氏认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
  ”(薛福城《庸庵文集·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在这里，他把“制器”作为“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兴办近代军工，制船铸炮，制作洋器，更说明他把武器这一战争中的重要因素摆到了要紧的位置。但曾国藩又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三年之败，……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
  ”(《家书》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与沅弟。)曾国藩还能从具体国家出发，以当时拥有的旧式兵器为主要器械，并重洋枪洋炮，相互为用。他说，“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炮、抬、鸟比经书八股……亦一大机括也。”(《家书》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与沅弟。)总之，曾的思想是：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取胜之本在于将“制器”“学技”、“操兵”有机地结合起来。
  
　　4、曾国藩反抗侵略的手段是较为积极的。
　　极端守旧派由于无知，认为反抗侵略的最好手段是“尧舜之道”、“孔孟之道”，因此，“平日待洋人亦宜以诚为信，袒怀相示。”(《洋务运动资料》第288页。)说穿了就是对洋人俯首贴耳，屈膝求和。而曾国藩由于较为清醒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以他反抗侵略的一贯手段是“战”，“和”乃不得已而为之。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希望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消灭侵略者，他在给乃父的信中写道：“英夷……此辈丧尽天良，不知何日恶贯满盈，始得聚而歼灭！”(《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日二十四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氏更有以生命来捍卫北京的决心。当他听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逼近北京时，他说服曾国荃道：“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熟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示忠义？纵使百无一成，死而不自悔干九泉，不诒讥于百世。
  ”(《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初十。)还说：“英夷占据天津，进犯通州，官兵屡挫。夷氛距京仅二十里，圣贺出幸热河，飞召外援……而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贻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可见国难当头，曾国藩是毫不含糊的。
  曾国藩这种敢于同洋人拼命的精神气慨，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在他处理“天津教案”中有所表现。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毁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将来构怨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负其初心。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69、1375页。)曾国藩这种反抗侵略的精神，其进步性不言而明。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在与极端守旧派的激烈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了“站得高，看得远”的超众之处，不愧为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二 从洋务运动“救亡图强”的宗旨看曾国藩的进步方面
　　
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已逐步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中遭受的严重挫伤，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之势。但同时也更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于是纷纷起来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龚自珍最早希望有一场“风雷”式的社会变革，用“不拘一格降人才”来拯救国家。
  林则徐在苦闷彷徨中思考着敌强我弱的原因。他时时留心西洋动态，派人收集外国书报，主持编译《四洲志》，开始了向西方世界寻求救亡道路的艰苦探索。因此，他成了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政府要员。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更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些美好的设想和愿望，曾国藩深有同感。
  他决定兴办洋务运动，就是试图把它们变为现实。
　　曾氏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深刻地认识到了，外交之法须与“自强”之道紧密结合。而他的“自强”之道，就是“讲求洋务”。使敌人失其“所恃”。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各项事业。无不体现救亡图强的根本宗旨。
  
　　1、致力培养人才，是为了造就一大批救亡图强的先锋。
　　曾国藩在实践中认识到：“讲求洋务，为当今第一艰巨之事”(《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六。)。而“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略之不明”(《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
  )。于是他从1867年开始，先后聘请外国教师与中国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人筹建翻译馆、印书处，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并积极创办洋务学堂，选派人员赴外国留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外交和科技方面的人才，为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积聚了力量。
　　2、“师夷之技”是为了使洋人失其“所恃”，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
  
　　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倍受“外夷”欺侮，原因何在？曾国藩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与外国人有着很大的差距。他看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独夸其所有”。而中国因为长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加上战祸不断，实是将无良谋，兵无利器。
  如此之御外侮，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扭转敌强我弱、被动挨打的困境，曾氏认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1861年8月。曾国藩向清廷上了一个购置外国船炮的疏奏，主张着力装备海军，而且要求将士们做到“操纵自如，指挥由我。
  ”为了尽快掌握外国“长技”，并消化成自己的东西，曾氏逐步从“购买”转移到了“制造”。他认为购船买炮是“应急之计”，不仅花费了大量资财，而且还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要在购买之后，“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5、176、289页。
  )为此，曾氏于1861年在安庆设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所内“全用华人，未雇洋匠”，并于1865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曾国藩希望以此为起步，“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477页。
  )
　　除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购买直至制造先进武器，曾国藩还积极学习外国的练兵、设防之法，力争做到不打无备之战。即使到了晚年，曾氏还念念不忘练兵大计。他曾提醒西太后：“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曾文正公全集·大事记》卷四。
  )
　　需要一提的是，有的一味坚持“曾国藩举办洋务的目的是专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一观点，其实不无偏见。通过分析研究曾氏所留文籍及李鸿章的文章里提到的有关言论和史事，我们不难认定：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的最主要目的是要使西方敌国“失其所恃”而不敢轻易进犯。
  可见，洋务运动的动机始终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这种体现其倡导者思想意志的动机，毫无疑问是积极的、进步的。
　　
三 从洋务运动的客观效果看曾国落的进步方面
　　
曾国藩倡导并亲自实践的洋务运动，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以前，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产物，因而加以全盘否定；亦有人认为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是积极的，但基本上没有达到目的，因而作用甚微。
  近年来，对洋务运动较为客观的评价逐渐多了起来。究竟如何评价洋务运动，这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关系甚大。因为洋务运动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实践活动之一，是较能清楚地窥视曾氏人格特征的历史窗口。我们对洋务运动有个客观的评价，才会使对曾国藩的评价不失公允。
  因此，我们在研究评价曾国藩其人的时候，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洋务运动作一番分析。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洋务运动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曾国藩办洋务，目的是力图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变为现实。
  虽然他口口声声强调要“中学为体”，但实际上已承认了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中，已落后了一大截。而这种承认，对于一个效命于历来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重臣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承认落后到以实际行动来图强，使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第一步。
  正是有了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以及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的“启蒙”，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洋务运动通过将官办军工业转为官办民用企业，使企业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一些有眼光的官僚、地主投资办厂的热情。
  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招集民间资本，发展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生产力这个最革命的因素开始活跃起来，并最终提出了改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这也决定了封建制度已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结局。因而可以这样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开端，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进程标志之一。
  
　　其次，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
  ”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1878年收复新疆，甘肃制造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食展兴，篝灯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订制的大炮175尊。
  甲午战争前夕，山东机器局为适应战备需要，扩大了生产，“以前日造枪子弹五万粒，今则日造十余万粒，铅丸、铜帽、白药等皆十倍于平日”。(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六，第10—11页。)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支解起了一定的作用。
  
　　分析到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曾国藩举办洋务运动，其动机的主导方面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其实践所发挥出的客观作用，亦是对中国强大和进步的有力推动。所以，单就洋务运动一事而言，曾国藩表现出了真挚的爱国热情与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表现出了强烈的求变图强意识。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一员的曾国藩，因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自然有悖于其追求的“求变图强”的理想，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其诸多的进步方面。
过
镇压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