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太阳最近的树，用乐观的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为人们做出贡献。这篇课文主要讲述的就是这英雄般红柳灭绝的原因。三十年前的一天，作者去高原砍伐红柳，但它们虽然不愿倒下，可还是斗不过人们的大脑，那些因为个人利益而被控制的大脑。到后来，人们竞神速般地把红柳砍了个精光，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黄沙，它们无情地飞向世界，带着罪恶，飞得很远很远…… 人们真是无情得很，只要是能用的，就恨不得统统揽过来。
那高原上的红柳，高原上的英雄，住民的骄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消失得那样残忍，令人心碎。如果它们依旧存活在世上的话，那么它们将带着坚强不屈和永不破灭的正义抵挡住黄沙。一展它们傲然挺立在没有多少氧气的寒风中，带着坚强又坚毅的微笑，默默地为人们做贡献。
我实在佩服这种红柳，它们坚强不屈的精神令我向往。而为什么人们要将这样的植物灭绝?我想他们是没有体会到正义的难得，没有领略到黄沙满天的痛苦。 文章的最后一段实在耐人寻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正义的向往和对红柳的不舍，对大自然无限的热爱，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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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一次约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的红柳林。 她在那里当兵时，有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叫全体打柴去——挖红柳当柴火烧。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焦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
红柳是不要钱的”。 司务长的成本意识还很不错的，似乎红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是阿里的事、国家的事，更是人类的事啊。你为了自己今天烧饭不要钱，阿里人、全人类子子孙孙要赔上无穷无尽的钱呐！也许期满了，你走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阿里人走得了吗？人，能走得了吗？走得出阿里，不还是宇宙中的一员。条块分割、部门保护、地区保护，总是严重制约着我们整体工作的开展。 不可否认，司务长也是为生活所迫，为大家着想，要烧饭吃。但好心也能办成坏事，不能办成坏事呀，更不能因为没有起码的常识与见识，做了坏事还自以为功。
我们的司法部门在处理“长”们的类似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有好心地办坏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去迁就还要冠冕堂皇地说是“情有可原”。 司务长在军届到底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就因为是“长”，所以可以布置任务，而且因为是“布置”的任务，所以“全体”都得去执行且完成吗？在中国，民主进程滞后，为头为长的都多少有些说话权，实际上是话语霸权、指挥权。
“长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监督，类似“红柳”的灾难就不能幸免。有多少人只注重为官一任任内的事，许多项目在当时的确很能显示某些官员的政绩，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费的，甚至还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遗症。 她也曾反对过司务长的做法，不过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
是自己太孤单，还是自己也底气不足？中国缺乏振臂一呼的闯将，更缺乏应者云集的民众。不知者不为罪，在真理面前我们知者绝不能示弱，孟子说“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人类历史的进步，少不了仁人志士“争得”“为强”来推波助澜。如果自我宽心，反正执行任务、落实工作是全体行动，挖柳的队伍“浩浩荡荡”，那么这种“不得”其实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过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无可否认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做不到。史怀哲领诺贝尔奖时呼吁，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反对“评判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
而不是生命的呢，难道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伤害得问心无愧吗？ 看到“司务长”，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长”——住持王圆?。现在，我们更多的人是从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圆?是敦煌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而毕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务长的真实姓名。
是她怕得罪了自己当年的长官，还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知名作家在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奢谈什么文化良知？舆论监督还奢谈什么深广度、透明度？综合治理还奢谈什么硬拳出击？。
都没读过，哪种类型的书？
答：这是一篇有关人与自然的文章，表达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的真切感悟以及对人类与自然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思考，因此这是一篇环保教育的好文章。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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