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17）
一定的思想总是在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文化的融合即单位文化的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18）。任何较高层次的单位文化都是由若干较低层次的单位文化不断融合、不断社会化而成的；单位文化的层次越高，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究竟如何？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化是多源的。不但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西南、东北和北方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说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并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单位和与之相应的单位文化。
  　　
虽然这些单位文化都是经过若干次社会化形成的，但是在整个先秦时期，它们之间并没有达到充分社会化――秦始皇统一前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列国林立的局面，而在这种局面下，单位文化的充分社会化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单位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状况。
  由这种文化社会化程度所决定的先秦时期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列国文化或多元文化，以与秦以后的帝国文化相区别。
先秦时期列国文化的多元性，一方面表现在民族的多元性上，即几个大的民族势均力敌――雄居踞原的民族称为华夏族，其周围的民族，统则称夷人、四夷，析则东为夷、北为狄、西为戎、南为蛮；另一方面表现在方国的多元性上，如古书中称华夏族的各方国为“诸夏”，称戎族的各方国为“诸戎”等等。
  为方便起见，现在仅以民族为单位对春秋以前的列国文化（多元文化）加以探讨。　　
我们说这个时期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并不是说其时的文化社会化进程就停滞了。根据文化社会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这个时期文化形态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独立发展期、殖民渗透期和交汇融合期。
  
一般说来，在一定区域内的若干单位文化中，总有一个主体单位文化，它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单位文化（各单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齐头并进的），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往往表现为以它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它向其他文化单位的传播或它对其它单位文化的吞并居主要地位，而它对其他单位文化的吸取则居相对次要的地位。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的主体单位文化是华夏文化，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以华夏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　　
华夏文化也是由若干单位文化不断融合统一而成的。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帝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然后是经过坂泉大战，黄帝兼并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
  其后裔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它们使华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当华夏族建设自己的文明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其他文化单位即所谓四夷也在逐渐向国家过渡，并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与华夏文化呈对峙之势。它们与华夏族的关系如何？华夏文化向这些文化单位传播的程度如何？应当承认，华夏族是当时最强大的民族，加之大禹治水对各文化单位的特殊贡献，所以它特别有资格骄傲。
  其首领被称为“王”、“天子”，号称天下的共主，并对其他文化单位加以控制。这种情况，自然使发达的华夏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另外，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为生活所迫），民族迁徙是当时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史记·殷本纪》载，商人“自契至汤八迁”，“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
  ”这种民族迁徙，必然会使华夏文化对沿途的其他文化单位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地理、政治等因素，华夏族同其他文化单位的关系仍然是非常松散的，天下共主的控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名誉上的、象征性的。由这种社会现实所决定，华夏文化的传播是很有限的，它根本不足以改变其他单位文化的结构。
  就是说，终夏商两朝，单位文化社会化基本上没有改变各单位文化独立发展的局面。因此，夏商属于列国文化的独立发展期――这个意见与考古学所证实的中国文化多源论也是相符的。
殷周之际以前，不但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而且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较低。在思想界，宗教意识仍居主流地位。
  
可是，到了西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开创了人文主义的新时代。另一方面，西周建国之初，便在全国实行分封制。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推进了单位文化社会化的进程。
当时的分封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周王朝把亲戚和功臣分封到华夏族故地（中原地区），即除王畿以外的其他华夏族方国。当然，这还谈不上单位文化社会化。第二种情况是对边远地区或没有被征服的地区，只分封当地诸侯，不派王族和功臣去统治，例如秦、楚等国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与商周时期各单位文化独立发展的关系并无二致，因而也谈不上进一步的单位文化社会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情况，即周王朝把王族和功臣分封到被征服的夷人方国或夷人故地，如齐、鲁、燕、晋等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无疑是华夏族对夷人的殖民统治。通过这种殖民的途径，华夏文化便比较迅速地向周围其他文化单位进行传播和渗透。这是当时单位文化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因此我们把西周称为列国文化的殖民渗透期。
  　　
华夏文化对夷人文化进行殖民渗透的必然结果，是使这些单位文化逐渐华夏化了。　　
春秋以后，列国文化进入了其交汇融合期。这个时期的特征，首先是各种文化的崛起。史家根据地域性把当时的文化划分为种种类型，如中原文化、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嬴秦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这正是当时最主要的几个单位文化。
  在这里，根据华夏文化对各单位文化渗透程度的不同，我们把这些单位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夏文化、半夷半夏文化和夷人文化。　　
华夏文化已如前所述，所谓中原文化就属这种类型。不过，此时华夏文化的范围已有所扩大（见下文）。　　
半夷半夏文化指各种夷人文化受华夏文化殖民渗透以后形成的文化类型，燕齐文化、三晋文化等当属此类。
  可以说，它们是华夏文化与当地夷人文化结合的产物，如燕齐文化是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成的，三晋文化是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结合而成的。之所以形成这种文化类型，一方面由于各种民族文化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与殖民者的殖民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姜太公封到齐国便“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世家》），唐叔封到晋国便“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这都是推行夷夏结合文化政策的明证。
  华夏文化对其他单位文化的殖民渗透和半夷半夏文化的形成，从整体上可以看作华夏文化对黄河流域其他单位文化的吞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把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称为华夏文化。　　
在殖民文化区，邹鲁文化和其他单位文化有所不同，它进一步华夏化了。从文化类型上看，它几乎完全变成了华夏文化。
  因此，我们把东周时期的邹鲁文化归入华夏文化类型。之所以如此，首先由于属于华夏文化的商曾迁都于此（奄）。这次民族大迁徙，必然使鲁地的夷人文化大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周时期鲁国殖民者的殖民政策。伯禽封到鲁国以后即“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
  “商政”、“周索”皆属华夏文化）。可见，他们对鲁国推行了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彻底革除了当地的东夷文化。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邹鲁文化变为华夏，以致于西周灭亡后它便成了华夏文化的大堡垒了，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交汇融合期的夷人文化，是指没有沦为华夏族殖民地的文化。
  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单位，由于离中原地区较远，因而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较小，这使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保持了较高的纯度，故它们仍属于夷人文化类型。　　
不过，并不是殖民渗透期没有沦为殖民文化的所有夷人文化都仍保持着夷人文化类型，至少嬴秦文化就是一个例外。
  秦国地处黄河流域，不可能不受黄河流域其他文化单位的影响。秦与晋为近邻，孝公以后的秦国，大量吸收了三晋文化，结果使嬴秦文化逐渐三晋化了，以致使人们一般把它与三晋文化合称秦晋文化。因此，交汇融合期的嬴秦文化与三晋文化一样，同属于半夷半夏文化。　　
春秋时期是列国混战、大国兼并的时代。
  这种社会状况给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使各种类型的文化相互交汇、相互融合，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作交汇融合期。这是列国文化的进一步社会化。
春秋早期以来，发源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趋鼎盛，使之成为除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之外最有特色、最强壮的单位文化。
  正是这两种当时发展水平最高的、别具风格的文化，分别孕育了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尽管老子、孔子建立各自哲学的立足点分别是荆楚文化和华夏文化，但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影响绝非是单一的。出生于楚地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守藏之史，这就决定了他对华夏文化相当谙熟；出生于鲁国的孔子，曾经周游卫、宋、陈、蔡、齐、楚诸国，这就决定了他对各种文化也是相当了解的。
  因此，完全可以说，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汇、相互激荡中，老子、孔子、墨子应运而生了，先秦哲学走向成熟。
其后，战国七雄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文化的社会化程度固然是进一步提高了，但这也造成了生灵涂碳，社会问题日趋严峻。
  这种现实，迫使思想家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方案，一时间诸子蜂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