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斗争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等东三省军政要员通电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东北易帜。由此蒋介石得以实现全国统一，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遭到挫败。东北易帜是南北妥协与对日斗争的产物，其历史作用应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评价。
  
　
南北妥协由来已久
　
东北易帜是由张学良实现的。但南北妥协的提出和酝酿却不始于张学良。
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席卷两湖，威震全国，国内反动势力惊恐万状，国际帝国主义忧心忡忡。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瓦解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
  积极促成蒋介石与张作霖之间的反共联合即其中之一。10月间，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即曾率先在天津对张作霖提出“南北议和”划江而治的主意。1927年春到南方“考察”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佐芬利公然宣称蒋、张之间“并无绝对歧异之点，双方军政领袖，均为统一而斗争。
  ”日本的通讯社也同时大肆鼓吹中国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论调。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动下，张作霖发表宣言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张的参谋长杨宇霆声言：“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之压迫，则南北妥协非不可能之事。
  ”3月间，蒋介石曾电张“请张作霖来攻打武汉政府，同时答应给张以财政上的及其他的援助。过后不久张作霖便派代表到蒋介石的总部来，共同协商夹攻武汉政府的具体问题”。4月间，蒋张在反共清党问题上的勾结紧锣密鼓。 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清党”；28日，张作霖残酷地将李大钊绞杀，而前此蒋介石曾密电张作霖将李大钊等“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
“七·一五”政变前夕，蒋奉阎三方积极酝酿“三角同盟”。张作霖放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空气，并宣称他一向赞成三民主义。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张“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由张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
  阎锡山则受蒋介石之托派代表以奉方易帜为条件从中斡旋。但上述条件对张来说是不能满意的，因为他要的是南北“对等议和”。
为了实现其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也为了提高与南方谈判的地位，6月16日，张作霖在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推戴下当上了“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同日，他在所谓“讨赤”通电中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成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可以认为，这是他愿与蒋、阎进行反共联合的一个暗示。
“安国军政府”小朝廷是奉张在政治、经济、军事交困的情况下拚??起来的。
  而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个小朝廷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这就使张作霖的谈判地位更呈疲软，以至他在6月25日下达的“息争令”中不得不借孙中山之名与南方拉关系：“本大元帅与中山为多年老友。……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死之责。本大元帅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分子假借名义，宣传赤化，用是简率师徒，施行讨伐，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
  ……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在坚持对等议和的前提下，张作霖对当时具有调人地位的阎锡山提出的南北议和条件是：把河南交还吴佩孚，山东让给孙传芳，奉鲁军撤出以上两省，南方停止进攻等。
  而阎锡山提出的失决条件是：奉军易帜、取消大元帅名义。由于双方条件距离过远，这个蒋奉阎三角联盟计划没能实现。
6月下旬至7月中旬，蒋、冯各部攻入山东滕县、沂州、曹州等地，形势对奉方愈加不利。日本政府奏报天皇从大连抽调日军增兵山东，公开干涉。“这个时候，蒋介石被日本出兵山东吓倒，对所谓继续北伐丧失了勇气，同时又把‘清党’、反共和进攻武汉的问题看得比所谓北伐更为重要，因此颇有与张作霖谋求妥协的倾向。
  ”但是冯玉祥对张作霖的忌恨心理颇深，为了防止蒋、奉妥协，他除派兵协助宁军进攻山东外，还不断催促阎锡山出兵讨奉。阎被迫出兵，但事实上，并未交战。他“一面电请冯军暂缓北进，一面于17日派代表南桂馨到北京，力劝奉系改变态度接受三民主义，以便与南方舍战言和。
  ”当天，张作霖召集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孙传芳表示对此无成见，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则一致主张停战议和。几天后，孙、鲁两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了进展，张作霖对停战问题又踌躇起来。
8月13日，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通电下野。“蒋下野前，曾派何成浚、方本仁到山西，以催促阎锡山进攻奉系为名，实际上是想通过阎勾结奉系，8月18日何成浚由太原到北京时，就住在奉系新派将领韩麟春的家里。
  不久方本仁也接踵而来。蒋曾发表谈话，否认派人与张作霖谋妥协，乃是应付冯的假话。他非常希望与奉系罢战言和，一来可以早日结束战争，完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二来可以利用奉阎的力量牵制冯。”蒋介石对奉张态度这样暖昧，有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日本出兵干涉。
  这一点在1927年7月的胶州事变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待到1928年初蒋介石再度出山时，他的这种态度似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亮出了“第二次北伐”的旗号。这时他之所以敢干对日本支持下的奉张集团动武，是因为他到日本时得到了田中首相的保证：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只求维护满洲的治安”，并与田中达成如下谅解：“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切断关系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承认中国的统一。
  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4月中旬，孙传芳、张宗昌两军于鲁西、鲁南在南军进攻下溃败。日本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南军北进，以保护在山东的日本侨民为借口再次决定出兵山东。5月1日，南军进占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
  在日寇武装干涉北进的时刻，蒋介石在兖州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到会的国民党员都表示继续对日妥协，满足日军的全部要求。“会议在讨论军事行动计划时发生了分歧。蒋介石坚持退回南京，划江而治，保住半壁河山。谭延闿等不赞成放弃北伐。……他们坚持国民党军绕开济南，渡黄河北进。
  ……由于谭等的建议得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蒋介石也表示了赞同。不过，蒋介石得了‘恐日病’，不敢留在前线指挥，托辞因‘病’把北伐的指挥责任交给了冯玉祥，他会后又返回徐州去了。”
张作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命前线奉军撤至保定、怀来。但这时他仍不想退出关外，还想借日本的援助保住北京。
  5月9日，他发出了“息争议和”的通电，重弹“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的陈词滥调。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看到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的趋势已定，于是考虑转而支持南京政府。“当日本按照规定方针，调兵遣将，准备出兵京津，实行直接干涉时，美英等国遂也表示准备动用武力。
  美国尤为表现强烈。日本政府见形势不妙，遂不敢在京津地区轻举妄动，同意国民党军和平接受京津，并敦促张作霖退往东北。”
6月3日，张作霖秘密返奉，次日晨被日军在皇姑屯作成重伤不治而死。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于当年底宣市东北易帜。易帜的实现，张学良、蒋介石等的作用固不可否认，即张作霖也不应忽视。
  对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张学良一直持肯定态度，尽管这种肯定出于政治的需要，有过分夸张之嫌。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在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通电中明确表示：“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
  ”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开篇伊始就说：“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1929年2月，张学良会见奉天日本新闻记者团时又说；“东三省之易帜，早于民国12年与国民党决定，此刻不过具体化而已，精神上早已南北合一。
  ”
　
东北易帜与对日斗争
　
从张作霖到张学良，从对等议和的交涉到东北易帜的实现，南北妥协的意向是以一贯之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将张学良和张作霖等同起来。“南北妥协”，字面上是一样的，但在张氏父子心目中其内涵是大不相同的。张作霖的妥协，是“对等议和”，是“划江而治”，是以互相承认对方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的。
  议和双方无论是张作霖也好，蒋介石也好，都有实现其“一统天下”的强烈欲望，所以，议尽管议，最终实现妥协的协议却从未达成过。可见，妥协，对张作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形势不利时同南方斗争的手段。张学良的妥协，是“分治合作”的妥协，是“划关自守”的妥协，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甘为介公效力”的妥协，是以“恃总理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为目的的妥协。
  总之，是为实现全国统一，团结对外，不惜称臣的妥协。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张作霖的妥协，只不过是保持军阀割据的策略，而张学良的妥协则出于鲜明的爱国主义民族立场。正因为如此，人们乐于称道张学良，就国内而言，东北易帜，实现了国内和平，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实现了全国统一，结束了民元以来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
  就国际关系而言，其历史意义尤其突出。近代以来，在中日交往中，日本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国妥协退让，屈辱莫名；在张作霖被日本谋害、关东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干预的险恶环境下，年轻的张学良将军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周旋，最终挫败了日本阻挠东北易帜企图鲸吞东三省的卑鄙阴谋，赢得了中日外交斗争的胜利，实在可敬可佩！
日本帝国主义有称霸全世界的野心。
  侵占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是其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所谓“满蒙”特殊权益的任何损害都是不能容忍的。张作霖在世时，“不但与蒋介石进行妥协活动，而且积极勾结美国，幻想求得美国的支持”，“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因为这对日本在东北以至中国的“权益”是一种损害或威胁。
  张学良主政东北，力谋东北易帜，日本政府极力反对、阻挠，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秘密返奉未几，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即前往拜会，警告他勿与南方妥协。日本的公开反对，为南北妥协设下了严重的障碍。但是，张学良并未为其吓倒。7月1日，他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当以民意为依归。
  ”翌日，又密电南京政府，谓易帜必行。当时张学良提出的与南京政府谋和的条件是：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东三省成立政法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法分会主席；杨字霆、张作相、万福麟分任奉、吉、黑三省政府主席；所有兵权，暂由原任统率。10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持有张学良亲笔信的奉方代表邢土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同时，他又建议热河先行易帜。
  14日，南京政府代表刘光等抵奉与张学良会商易帜问题。这时，“南北双方意见已相当接近”。
为了争取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的谅解，16日，张学良前往日本驻泰总领事馆拜会林久治郎，通报东三省与南方商洽易帜经过及双方所提条件，征询意见。日方的反对态度是预料之中的。
  两日后，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兑现张作霖与满铁社长山本商定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的要求，这一要求体现了田中内阁10日议定的精神：须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之约后，日本才承认张学良之地位。当时张学良以张作霖专车中的全部文件已被作毁为辞予以回绝。翌日，热河先行易帜实现。
  同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面交田中首相的警告书，强硬要求东三省“保境安民，观望形势”，坚决反对易帜；同时又表示如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东北易帜时间原订于22日，由于日本的反对而推迟。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立时易帜的困难，表示：“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25日，张学良通电“保境安民”，并通知林久治郎暂缓易帜。暂缓易帜不是不易帜，只是时间推迟了而已。显然，这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拖延战术。
不过，这时日本田中内阁的日子并不好过。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由于美国承认了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权，因而使仍未同意改变关税问题的政府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为了走出困境，田中外交“把希望寄托在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劝其排除南方势力上”。东北当局拟于8月4日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丧仪。田中政府闻讯决定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以特命大使身分前来参加。“名义上虽是去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但在林出发前，田中外相曾对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委托他去说服张学良。
  田中首先说明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的地方，然后又强调，必须防止共产主义侵入该地区。进而主张，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最后谈到，他认为要以放弃在满洲的治外法权作为居住、营业自由的交换条件”。田中首相则“希望把同张作霖的那种干父子似的私人关系也强加在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头上，藉以继续维持这种关系。
  ”
林权助利用张作霖丧仪之机在奉天大肆活动，一再向张学良施加压力。 6日，林权助向张学良递交田中首相反对东北易帜，要求实行“自治”的信件；8日，往访张学良，提出严重警告：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决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
张学良对日本政府的恐吓、威胁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丧仪结束后，张学良于9日在王家桢陪同下前往日本总领事馆答谢。林权助、林久冶郎、佐膝安之助少将三人一起接待。张学良致谢的话音刚落，林久冶郎即以威胁口吻发言，扼要数语谓：“东省应听从日本之忠告，取观望形势态度，中止对南妥协，否则由中已具决心，当取觉悟之态度，自由行动，请问贵总司令有何决心。
  ”对此，张学良有理有节地回答道：“林特使与林总领事屡次给予我个人的忠告，固所感谢；然而对于林总领事的发言，实在难以缄默。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为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
  在我个人方面，则是无能为力。我因顾及今后邦交，在个人立场对于日本政府的警告会加以考虑；但是倘以国际关系而论，想必日本政府也决不会甘冒干涉内政之嫌。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怖之意反对中国实现统一，我颇为不解。”这时，林久治郎凶相毕露地进一步威胁说：“理沦已经终结，简单地说：帝国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就是被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请贵总司令三思。”张学良不为所动，仍沉着应战：“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以贫弱之国，险恶之境，在外交场合有如此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为了应付面临的严峻形势，张学良当日召集东三省保安会、三省议会联合会开会，经讨论决定“暂用圆滑之法延宕之”，再次推迟易帜。
  翌日，张学良派代表刘哲通知林权助：易帜延期三个月。“林权助总算保住了作为大使的面子，在13日踏上了返回东京的旅途。”
此后，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易帜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对东北推迟换旗十分忧虑，担心时间拖长情况有变。美国政府也惟恐日本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得逞，有损于美国在华利益。
  于是，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以赴朝鲜为名，前往沈阳与张学良会面，力劝张要及早换旗，美国方面愿为实现东北换旗作出努力。美国的态度对张学良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十分关注，林权助曾因美国大使的到来而缓一日归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外交立场。
  8月中旬，新任满铁理事斋藤良卫赴任，他受命负责根据《山本和张作霖的密约》同奉方进行铁路问题的谈判；9月被日本政府召回的林久冶郎当月衔命返奉开始同张学良谈判日本在南满居住往来自由和商租权问题（即“二十一条”所规定的部分条款）。27日，林返任抵奉，当即向张学良表示：如必易帜，须先解决满蒙悬案。
  “到了10月，关于铁路问题仍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林总领事根据政府要求，开始提出商租权问题。山本满铁总裁也在11月初来到奉天。但是，任何协商都因受到保安会的强烈反对而毫无进展。”实际上，林久治郎提出的以撤废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予日人“土地商租权”的要求是被张学良当面回绝的。
  
在此期间，南北关系进一步发展。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及政治会议议决：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翌日，东三省保安会举行会议，决议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与易帜同时举行。同日，蒋介石为推动东北易帜曾致电张学良称：“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
  以17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这一年双十节易帜虽未能实现，但至此易帜已不可逆转。
为了最终实现易帜，张学良机智地利用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美英法等国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其施加压力。在日本国内，在野派不断加强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
  到1928年底，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近半年来，“更易迟迟者，为外交问题耳。”现在易帜条件既已成熟，张学良乃于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东北易帜。
对于东北易帜的买现，日本当然是不痛快、不甘心的。 31日，林久治郎拜会张学良，责难易帜：“突然更换旗帜等于与日本断交。
  日本将……采取坚决措施。”同时，要求满足日本对满蒙铁路要求。对此，张学良以“处理外交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权限”为由加以回绝。至此，日本政府阻挠东北易帜，破坏中国统一的卑鄙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东北易帜的得与失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的两大壮举之一，应予足够的和全面的评价。
  但有些同志认为，东北易帜是将东北统一于国民党政权，帮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的忙，岂能肯定？
我们认为，对张学良东北易帜一举，首先应当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肯定下来。国家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无论是谁，只要为国家的统一做了好事，都应得到肯定。
  蒋介石采取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其动机中既包含着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对日抗争因素，理应得到肯定。张学良身为奉系首领的继承人，不及而立之年，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将易帜视为爱国，甚而当作“革命”（“拥护三民主义”），为政治解决东北问题实现全国统一，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更应得到肯定。
  事实上，在东北易帜这个问题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对东北易帜的肯定既是对张学良此举的肯定，也是对蒋介石此举的肯定，没有他们二人的密切合作东北易帜是谈不到的。其次，东北易帜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这是东北地方实力派的根基。
  当时张学良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屈从日方压力，重蹈其父张作霖的复辙，要么归顺南京政府，改弦更张，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张学良选择了后者，从而得到了东北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再次，东北易帜巩固和加强了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继承人的地位。
   1929年1月10日，即易帜十数日，张学良即下令处死了原奉系的两员大将杨宇霆、常荫槐。刘鸣九先生认为，“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是张、杨间的矛盾。而张、杨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由于张学良解决了他同杨宇霆、常荫槐间存在的矛盾，才使他能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
  ”这就是说，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稳操胜券。张、杨等的矛盾远非易帜始，张学良之所以在易帜后而不是在易帜前解决杨、常问题，应认为是易帜大大加强了他的地位之故。简而言之，东北易帜有三得：维护了祖国的团结统一；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
  
东北易帜有得也有失，不能认为只有得没有失。当然，得大于失。失在何处？失在很大程度上使东北集团实际上变成了蒋介石集团的附庸，变成了为蒋介石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并进而变成了蒋介石集团反动误国政策的牺牲品。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突出事例不少，1929年中东路事件损师折将是一例，1930年东北军为调停中原大战大举入关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是一例，1931年在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柳条湖事件、9·18事变诸事件中接受蒋介石的旨意，一味妥协退让，最后蒙受丢失东三省大好河山的千古之耻又是一例，等等。
  尽管这些失误不与东北易帜同其时，并且也不能都简单地归之于东北易帜，但它们与东北易帜紧密相联却是实情。〔责任编辑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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