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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0 18:56:45

•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有苏洲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
    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航程
  下‘西洋’的定义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
    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发展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航海技术和装备
  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
    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肯定派：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
  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
  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
    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
    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朗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
    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4、宣德六年，郑和、王景弘在刘家港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同年十一月，在长乐立《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述郑和六次远航经历与活动。
     
  5、关于“西洋”“东洋”的分界和范围
  明代初期，郑和航海时期所谓的“西洋”“东洋”是继元代而来的。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东洋西洋，其内涵范围并不相同。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西洋”，一般以参加下西洋的马欢《瀛崖胜览》所说为准。该书“南渤里国”条说：“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
    也就是以马六甲海峡西口的韦岛（Pulau We）为东、西洋的分界点。其东为东洋，其西为西洋，一般说是印度洋。
  6、郑和第一、七次下西洋始发港和最后一次归宿港为南京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南京是明朝的京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奉命于南京，制造宝船的宝船厂在南京，支领下西洋赏赐给各国的礼品，船舶备用航行中物资及人员生产生活用品相当部分在南京筹集，大部官兵征招于南京，永乐帝举行宴别也在南京。
    南京又是全国最大通海的内河港口，所以作为首航始发港。《郑和航海图》绘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明示由南京龙江港起航。
  宣德八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后，宣德帝无意再下西洋，乃令所有下西洋的船舶包括停泊在福建长乐和太仓刘家港的统统归集于南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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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0 18:56:04

•   600年前，中国人郑和率领27000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到红海和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巩固了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友谊的种子，促进了经济贸易发展，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600年以来，郑和下西洋无论是史学地位还是文化地位都有失公允，尤其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更被长期忽视。今年中国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进步。同时，郑和这段历史也说明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的重要，自我封闭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
     
  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纪念这段历史，首先我们要明白它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对今天的现实，又意味着什么？ 
  郑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 
  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的任务之一是对外宣示实力，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之二是赠送礼物，表示愿意与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善意；之三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
     
  郑和下西洋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和平的使者。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姚明德认为，郑和率领的船队虽然是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但从没有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传播友谊、实现和平的目的。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威慑和打击倭寇，消灭海盗，保障海上安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李金明教授认为，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众多，但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
    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李约瑟评价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里莫哈末阿里曾感慨地说，在明朝伟大航海家郑和促成下，才使马六甲这个弹丸之地，得以和当年超级强国的中国明朝建立稳固的外交关系，而且两国的关系历久不衰。他指出，郑和舰队下西洋到马六甲，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及马六甲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学、贸易及外交关系，并且丰富了马六甲的多元文化。
     
  文化的使者。姚明德说，郑和下西洋播撒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播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据他介绍，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说：“郑和下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还很原始，郑和到达之后，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建立清真寺，劝人为善，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东南亚沿海诸国及非洲东海岸很多部落或城邦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
    一时间，学习中国成为风气。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郑和小名叫三保(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发展海外贸易。王天有说：“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中国古代礼制朝贡贸易关系的最高水平，客观上刺激、启示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有学者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总人数做过估算，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人走出国门，精彩世界，触手可及。他们回国之后，以言传身教感染了数倍的人。
    特别是闽浙地区多靠海为生，所以当地百姓逐渐把从事海外贸易当成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终止下西洋的同时，民间海外活动悄然发展。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这些都显示，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开展，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在沿海地区开始蔓延，商舶贸易呈崛起之势。
    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启示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航海事业的贡献。李金明教授认为，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他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先行者。
    他对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发展，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郑和下西洋时，其统率的船队数量、载重量等都远远超过几十年后的达·伽马、哥伦布或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郑和船队配有指南针、罗盘、船尾舵和风帆，能够在逆水顶风的情况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由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郑和航海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法，把沿途经过的山川河流、岛屿浅滩、码头港口、城镇庙宇等，一一形象地标明在纸上，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远到非洲东海岸，分别标出了航向、航程等，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册。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赞道：“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50年后，葡萄牙人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这些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 
  航海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 
  尽管郑和下西洋给中国与世界带来的贡献巨大，但由于统治者的原因，郑和开创的时代没有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动力，中国在两代王朝的统治下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而后才有了鸦片战争等屈辱的历史。
    相反，西方世界在郑和100年后开始了工业文明，并最终全面超越了中国。 
  那么在郑和的航海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李金明教授说，郑和航海活动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整个航海活动完全由封建皇权一手操纵，这就决定了其终止的悲惨结局。他指出，造成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具体原因为： 
  其一，“厚往薄来”的政策最后导致国库空虚。
    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才能持续发展。而郑和船队将士众多，耗资巨大，每次出航馈赠要花大笔开销，支持郑和船队的明政府国库空虚。“厚往薄来”的方针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蚀本”的买卖是无法持续的。 
  其二，政治目的达到后航海活动的重要地位下降。明初由于海寇猖獗，影响明朝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前期目的是打通海道，肃清倭寇，另一目的是与西洋国保持稳定关系。
    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统治者认为政治目的已达到，航道已畅通无阻，因此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显得不重要了。 
  其三，明朝垄断海上贸易权扼杀私人贸易的发展，在国内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朝法律规定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国家势力的不断衰弱，人民生活困苦，许多农民因为海外贸易所得颇厚，逐渐成为国家所称的海寇。
    这样不但减少封建国家的收入，而且还影响其政治。这也是导致郑和没有继续下去及明朝统治者自此执行更严历的海禁政策的原因之一。 
  其四，郑和船队过于庞大，明朝官员非议甚多。有人估算，在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的海船约有二千艘，每艘造价需白银七八千两，须动用13省钱粮才够用。
    对此，朝廷官员批评指责颇多，施加压力颇大，迫使明王朝终止这一活动。 
  其五，郑和下西洋所需物品大多出于官手工业，供给日益困难。从事官手工业的工匠约30万人，属于封建徭役制度下的强制性无偿劳动，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经常以怠工、逃跑来进行反抗。
    由于逃民情况严重，无法完成下西洋所需物品的任务。下西洋已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当然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此外，明朝政府政治腐败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及其保守性，以及明朝海防政策的变化及海军的衰落，都是导致郑和不能继续的因素。
    这些因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不是孤立的、单方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凯、王天有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为什么要隆重纪念郑和？ 
  由新加坡旅游局举办的“郑和文化村”活动在新加坡滨海湾拉开帷幕，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主持开幕仪式，包括中国大使张云在内的各国驻新大使及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应邀出席。
    张永兴摄 
  许凯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交往之举，推起了开放之门，大批使节来朝，进行广泛官方交流，繁华一时。尔后，明清两朝对经营海权不够重视，饱受海上列强的侵略欺凌，割地赔款，甚至沦为半殖民地，这即是辉煌与衰落的强烈反差。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也是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王天有认为，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搞霸权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恃强凌弱，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郑和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用这段历史，说明开放是硬道理：“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 
  江泽民说，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典范”。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关注。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想起了郑和航海。《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专文探讨郑和航海，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了郑和时代的开放政策和航海探险，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弥补这个缺陷。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鲜明地告诉我们：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影响将日益重要。开放与包容、锐意探索与和平奋斗，铸造了民族的国运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而中华文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世界文化领域中的一员主干将，对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马袖强在吉隆坡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可以促进其他国家发展的正面契机。自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建交以来，马中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马重要的贸易出口国，这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长期被误解忽视 
  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郑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不大；相较于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事迹的广为流传，郑和更伟大的7次远航，也未得到民间的足够认识。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博士认为，应该将郑和研究放到更宏观的角度考虑，特别是与西方航海史著作系统的比较研究。
    目前，郑和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对于外国专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军事远征，吴志良说，船队的2。7万多人大多是官兵，但基本是为了保护船队的安全，“为了和平而动武”不同于“为了征服而动武”。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吴京呼吁，郑和远航有其丰富科技的一面，应集合人文、科技学者共同探讨，如集合历史学家与造船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宝船，与海洋学家及航海专家共同探讨郑和的航线，而招募及训练出海大军，建立商务团队，以及庞大船队在海上之统御与补给，都是非凡的管理成就，可与管理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的管理科学。
     
  北京大学的孔远志教授和杨康善教授通过对东南亚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长期实地调查发现，郑和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四多，即：郑和寺庙多，郑和遗迹与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郑和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但在这些影响的后面，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大多对郑和存在着很多的误解。
    在大多数华人眼中，郑和是祈福的神；在广大原住民的心目中，郑和只是传说中的“三保公”，他们对历史上的郑和及其伟大功绩了解很少。 
  孔教授介绍说：“由于西方的鼓吹，过去人们一提到航海家，就会想到哥伦布。”在权威的《印度尼西亚百科全书》和《马来西亚百科全书》中，都介绍了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惟独没有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的条目。
    而更糟糕的是，孔教授到英、法、荷、意等国家作学术交流时，发现知道郑和下西洋的当地学者少之又少。 
  怎样实事求是地评价郑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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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4-10 18: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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