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来自大众，大众文化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精英是少数人的专利，没有大众的哪来精英的。 大众传媒所导出的文化信息，必然是对各个层面的敞开。高深理论和精品文化失势，是因为我们对准备和相对于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进行了寂寞的抵押，在这一点上--时尚和消费成为即时的信息、图像和行动的廉价兜售。
文竹所说的大众传媒的话语谱系中所具有的霸权优势，是消费时代对精神世界的高贵行动的镇压，或者说对精神世界深度的抹杀。而大众文化最好的流动形式就是技术帝国中肆意劫掠事件、文字、甚至苛刻的消费图像。人们对图像的依赖就像对广告的依赖，对图像叙事的能指的依赖，从不或者大部分不认真地过滤图像下面的意义、产生地和虚拟性。
所以说于丹教授的出现是传媒制造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媒介的推出，而推出的原始点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内爆则根据大众心理的缺失而定。商品经济下的文化需要致命的输液，敏锐的文化操作者和传播人正是评估文化市场缺失的行家里手，于是演说家兼个人心得的纤巧组织者、“文化奶妈”于丹就应运而生了。
传输真理和发现真理是两回事。前者只能是解释者和真理的推广者，而后者才是挖掘者和疑问的诘难者。于丹教授属于前者，是一个有着文化心得再用其与当代生活相揉的阐释者。我们始终在大师面前沉默，是因为大师缔造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原点”中蕴涵着“原道”，文本中潜伏着无穷无尽的待解构的原素。
于丹教授与学术文本的关系只能是“拿来主义”现代式运用关系。当然她的说不能说是不该说，因为在普遍缺失信仰的时代，把《论语》故事化、大众化，正说明国人需要道德、人格上的补钙。这不能不是一个凶暴的讽刺，是对传统与现代衔接所出现的裂口的讽刺，也是喘息的现代化内里所有正在运行的事件中有关文化事件短路的充分体现。
因此文竹谈到了于丹教授的定位问题我认为是极其正确的。她应该就是一名引经据典阐述自己的现代人生哲学观念的“学术超女”。 伟大的智慧虽然都存在于我们目之所视的运动的物中，但表示出真理的层次性、复杂性、结构，尤其是真理的对称因子、文化沉淀物的自然性和命名、指涉、踪迹的梳理和摧毁之后的解构与建立，需要从文本中来复又超于文本之上。
是一场穷经晧首的时间角力赛，是理解之后的替补--易中天只能谈到真理的表层展览，涉及到真理从内核如何结构到现象，他是佯装不知道或者避开了一种敬畏的步骤，即只有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一切演绎都是来来往往的复数的艺术，是级限、阐述和模糊的推开步骤，更是修正和价值波动的过程。
一句简单地概括似乎与论证和结构化的探寻根本放不到一个层面上。所以说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科、德里达、鲍得里亚、利奥塔、拉康，我国的孔子、庄子、老子，他们的被说出成份即文字中所蕴藏的所指充满了歧义的、可多路阐释的、认知磁场吸力强大的、也可以说存在着破坏起源力量的聚合、交叉、衍射的再结构功能。
元语言的产生必然是言语和语言能找到零度的创造线索，或者说丢下了永远待解析的网罟。后人不得不在晦涩、集体意象群聚、修辞关系破碎、思想颠覆力量巨大、模糊性和尖锐性并存中感知到了大师们精心的诱惑和标志着深入大海的文本奥秘。任何简单理解文本就是一种话语的选择是不正确的。
文本其实是多种话语的复杂争抢和摆动，是我们殚精竭力的穿入和逃出，甚至是对智慧的绝对磨练和对思想的再次潜入--明白的话语只能是结论性的，但循着演绎之路嗅下去看看，迷宫会折断我们的时间意识中的骸骨。 布道者是解释经典之人，信仰经典和传播经典，而不是研究经典。
儒家学术是入世之学，同时也是超越入世观点之上的学术。于丹教授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传媒，是非专业的大众。而且学术界需要的是学术语汇，于丹教授是作文化普及工作的布道者，是演说者。对《论语》的注解和宣讲并不象明、清两代很多使用考据、义理、论证的学者那样，是在完全洞然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砌进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扭曲原思想的枝枝蔓蔓，而是更加系统地打开它们的外延，充实其中与当下甚至未来有着发展趋势的思想踪迹。
就如文竹所说，深厚的素养，来自对文化的词语的反复检验，以及更高形式上的追求理念，既在学术规范的操作之中，又沿着可打破的陈规去扩展更新更深的内涵。于丹教授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真正的学人是以平常心看于丹事件的。我们相信真正的言语活动，我们更相信内涵世界科学的发展。
作为中年人的偶像，于丹教授个人言语活动获得了空前成功。对大众视野的拷问属于知识分子的权力，还是意识内部的审视?我看尤其在媒介即信息的年代，所谓冷板凳上煎熬学问显得与商品、市场中活跃的流通观念格格不入，它不是即时的眷顾，它是时间分解之后某种残酷的捍卫--捍卫思想结构本身，捍卫科学中最为严肃的科学，即承担传统思想和时代变革中言语活动自身的存在并提供一整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体系。
学术大众化问题虽然是一个精神受众更好、更快地接受的问题，但失之偏颇的大众化，必然导致有些学者的输出含有功利的成份，也会把智慧、智力、知识的寓意降格，成为欲望解释的工具，成为转移廉价产品的硬伤。当然，大学问肯定需要大付出，需要一种秩序、一种系统、一种结构化的认知领域。
产生大师的时代肯定是大师自己躲开大众信息和政治普及，而进行人类共性上的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探求，有着太多的人类苦难，又有着太多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它肯定是思想之域的历险活动，是无限性的建立、偏离、粉碎、颠覆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上驭着枯骨，从事远离尘嚣的事业，意味着一个民族是以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巨人为荣，意味着精神财产的永恒性、广袤性。
实际上所有的努力勤奋已经存在好多年了，我们不能从中提取一种陈旧的、愚蠢的“偷懒”技巧，因为不深入研究某个专业中的所有文本，我们就不知道该专业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经常犯了空间上的错误，或者我们看到了空间和时间中我们自己的不足，结果是:把忍耐蹬掉，或找到一个与普通市场有着闪亮接触点的东西。
前者是对妥协的认可，后者是学术病毒的扩散。因为前者只是选择了放弃和沉默，而后者却掌握了大众没有掌握的某种信息，成为伪装的文化香草，违背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的存在。急功近利地成为“市场工资”的俘虏，甚至成为蒙蔽大众的话语神力的代表者。这将造成真正的信息和思想在“公共领域”内被彻底埋葬掉。
谈到一个国家并不是谈到一个国家的地理，而是该国家的人文环境与经济参数暨精英人物，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贡献思想的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珍宝。从认识人类的思想到如何再丰富人类的思想，这其中需要人类付出无限的劳动。短暂的喧哗要么是思想复制的体现，要么是浅显的文化掠影，这代表不了时代的真正意识上的活动和文化的骨骼里的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都以本国的精神遗产为荣，从时间效用上它打败了技术物品的短暂统治。所以“人人都是英雄”的时段，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文明风险的时段，也是知识政策与商品过分联系的结果--历史会惩罚这种空洞的喧哗。我想不是大师出现的时代没有来临，而是破碎的世俗见解和物品暴政的影响，是没有人去挑战重重困难，或者说典当自己所有的时间，这也许就是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答：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对此，个人深感无奈！ 转型中的中国，问题比比皆是。 许多人都发现了问题的存在。 但是，研究和探索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报告却不多。 思考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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