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富尔（Sir George Balfour　1809～1894年），英国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印军“马德拉斯炮兵队”任参谋，上尉军衔。1842年10月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一起抵沪。1843年被派为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11月8日率属员3人到达上海，在县城内租用华人顾氏住宅敦春堂为临时领事馆开始办公。
  后选中上海县城北门外靠黄浦江地皮，开始规划辟设英商居留地。1844年4月12日，在领事馆召集第一次外国侨民“公众会议”，议定建筑公墓，并购入江海关后土地十亩半，作为旅沪外侨死亡后埋葬地，俗称“老坟山”。1845年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议订第一次《土地章程》。
  任内曾在李家厂购买土地，建造新领事署，为此与英国外交部发生矛盾。1846年10月辞职回英。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等5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
  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估量。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
  
    1843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艘名叫“水怪”号的小火轮“突突”地驶入十六铺码头，晃荡的甲板上站立着马德拉斯炮队34岁的陆军参谋巴富尔上尉。作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他的此番上海之行起初似乎颇有些不顺，码头上竟没有一人前来迎接。“水怪”号上装满了家具和食物，连甲板上都堆满了洋酒、罐头和私人杂物。
  轮船靠岸之后，因一时没有去处，上尉便吩咐手下办事人员当晚仍在船上过夜。这群人那晚在舱中一盏火油灯下面晚餐时，人人都喜气洋洋，齐声为这个口岸未来的繁盛举杯祝福。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
  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
  “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宫慕久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
  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账篷居住和办公。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衙门外看热闹的人群中挤出一位穿着绸袍的中国绅士，向巴富尔和译员麦华陀鞠了一躬，自告奋勇带他们去看一所房子。
  领事先生起初颇有些疑虑，但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随他去了。那所房子非常宽大，简直可以称之为巨宅。整座宅子共有52间房，分做卧室和办公室还绰绰有余。原来房子的主人就是那位叫姚书平的中国绅士，他是本地有名的大商人，在香港某商行里边还占着股份。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想要包揽英国在上海的对华贸易。
  巴富尔并不以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双方还是以每年四百块钱的租金订下了租房协议。当时这批“房客”中，除了领事巴富尔，还包括译员麦华陀、医生赫尔和文员斯特拉钦。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来拜会宫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
  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
    这位马德拉斯炮队的前上尉军官对个人的事情似乎并不在意，在9日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正式开埠的日子之后，他着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外商居住做生意。他以《南京条约》第二条“寄居……贸易通商无碍”的字眼，不断对宫慕久施以要挟，要其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并已选定黄浦江的泥泞江边作为租界地址。
  巴富尔看中的这块地方便是今日的外滩。今天，黄浦江畔那醉人的新月形浅滩上耸立的幢幢大楼，风格迥异、见证了上海一个半世纪沧桑巨变的老建筑，唤起的也许是上海人心中最为亲切的记忆。但在150多年前，在一片淤泥荒滩阡陌田野芦苇纤道之上便能看出它潜藏着的无量前程，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马德拉斯炮队上尉的世界眼光。
  黄浦江、扬子江，整个长江流域，拥有近2亿人口的人类最密集而富庶的地方，世界最大的市场。商埠腹地的大小、条件及通达性，决定上海将会比广州有更大的发展。当然，巴富尔的选择还有其军事战略上的考虑，他想让英国人投资的房产在英国舰队的火炮射程之内，而东面恰好是宜于海军船舰游弋的宽阔黄浦江。
  另外，水系远通北京苏杭，滩头近邻县城，又无城墙限制。据他看来，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英国的命运显然是在中国的这条大江之滨。巴富尔上尉踌躇满志地预言：“我们的政策是彻底支配这条大江。这样，我们在那里就能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公平和适度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也许只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商务关系才创造的。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