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从神秘中来，在神秘中走 契丹是一个谜一样的民族，从他们在历史中现身开始，神秘的色彩就伴随着他们。 关于契丹的起源，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男子骑着一匹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一位女子则乘青牛自上河（今老哈河）而来。
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后来，他们的八个儿子分别繁衍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 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建立了辽国。1124年，契丹人在中京城下与女真人决战失败，贵族耶律大石率几十万部众迁至漠北，延续了辽政权。
辽国最终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此后的史书中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迹。 百万契丹人去哪儿了？ 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契丹人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史料，但是辽亡之后，能辨认这种文字的人或死或逃，这些典籍也就成为无法解读的天书。
因此，后人只能根据各种只鳞片爪的史料和传说来推测这个民族的归处。众说纷纭，但几乎每一种说法都缺乏可靠的依据。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也就是说，契丹民族如同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那么，这些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回来吗？ 就在专家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
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
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
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映红。”这首千年前的契丹风土歌，把蒙古草原的壮美，契丹民族的豪迈，描绘得有声有色。千年之后，草原依旧，契丹人的后代也还在，他们仍在耕田、牧羊、放马、高歌…… ■原始新闻 看过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人对于萧峰一定不会陌生。
萧峰是契丹人，他的传奇人生让人对古老的契丹族生出无限的好奇。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曾轰轰烈烈地拓创了二百余年的辉煌，直到今日，俄罗斯语还称中国为契丹，可见它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民族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据新华网） ■链接 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 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
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 但除了契丹大字之外，还有一种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历史知多少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年号神册，建国号契丹。947年，改国号为大辽； 1124年，中京决战失败，耶律大石率部西迁。
1125年，辽国灭亡； 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1218年，西辽政权为蒙古所灭。 来源：《科技日报》。
走近契丹后裔——今施甸人 转自： 科学探索杂志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辽朝，公元1125年，传位天祚帝耶律延延禧，为金所灭。随后，契丹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219年后，自明代以降就再不见于史迹了。
那么，契丹人究竟去了哪儿？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什么样？这是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施甸，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东南部、高黎贡山的东侧，是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山区县，由于地处东南亚与中国内地的交通要道上，施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三朝先后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事；明朝大将邓子龙曾在此设关御敌，古战场的遗址、遗冢至今犹存。
硝烟散尽，岁月流逝，时间似乎要将历史的所有秘密都封存在这块岑寂的土地上；但不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股考古的热潮却在这里悄然兴起，民族学家、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新闻媒体纷至踏来，人们都冲着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来——施甸的契丹人后裔！ 我们去探寻施甸一带契丹人的始祖阿苏鲁之墓。
阿苏鲁又名阿干，据《明史·云南土司二》记载，“洪武15年（公元1384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又于“洪武23年（公元1390年），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通判阿凤为长官。”阿苏鲁与阿凤是元朝征战西南、素有战功的濮国公忙古代的第三代孙，据民族学者杨毓骧、孟志东的研究，辽亡后，大批契丹人纷纷归附蒙古政权，为其东征西讨，贡献甚大；忙古代的曾祖耶律秃花于恒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之北）投附成吉思汗，忙古代从元世祖始，就长期在西南地区频繁平叛征伐，屡立战功，应是契丹云南后裔的始祖。
翻过一座土丘，看见阿苏鲁的墓地，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似乎再难以抗衡岁月的侵袭，据老杨介绍，这座墓是后代子孙于清道光年间重修的。走近墓碑，从明灭模糊的字迹中仔细辨认出“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这几个字。
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契丹小字”，契丹纵横大漠数百年，参照汉字笔画形体创制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曾是北方各民族文字的先驱，辽亡后，契丹文逐渐废止不用；因此，流传至今的契丹文十分少见，解读契丹文字也成为契丹研究的一大热门和难点，清代的钱大昕、近代的郭末若等金石学大师都曾对此做过研究。
根据孟志东先生的考证、解读，阿苏鲁墓碑上的两个“契丹小字” 的含义是“长官”。这与阿墓主生前在施甸一带的身份十分吻合。 在木瓜榔村的蒋氏武略祠大门有这样两幅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
蒋氏祠堂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经破败，门口的这两幅楹联因地震损坏有一半几乎不能辩识；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阿苏鲁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阿”姓又如何演变为“蒋”姓的呢？ 在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
据当地对自己姓氏史颇有研究的蒋启坤先生介绍，其先父蒋蔚复曾收藏过不少族谱和家谱资料，其中《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的“青牛白马”图最能说明问题，据蒋先生的描述，该图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
据孟志东等专家们的解读，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两位男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 “阿”姓为耶律阿保机的第一个字，以此为姓的多是施甸契丹的先祖如阿苏鲁、阿凤、阿保、阿龙等，由“阿”至“蒋”，中间还有一“莽”姓，由“阿”而“莽”，可能是与当时施甸的“莽”姓土著有关，作为外来者，契丹后裔毕竟是少数，从“莽”姓，可以强化与当地土著的认同感。
而由“莽”改“蒋”，当地宗谱有“耻从夷姓，乐慕中华”与“奉题准将莽改蒋姓”两说，由此可见，改姓曾得到过朝廷和上级政府的认可。 无论姓阿姓莽或是姓蒋，从今天施甸的契丹后裔身上半点儿也看不出契丹的影子了。施甸的几户蒋姓人家，其居家、饮食、信奉、婚丧、生产等事项无不与当地汉族相同，只是有一条，蒋姓家族之间不得通婚。
那么，施甸的契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契丹后裔呢？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学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将获得的PCR产物进行克隆测序，最后对各种古生物DNA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分子考古学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客观的手段。
从1995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而云南契丹的问题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墓葬中提取标本，并从标本中提取DNA，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保山市的后庄村、龙洞村和施甸的木瓜榔村、大竹棚村采集蒋姓人氏的血样100份，并提取DNA，通过DNA测序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在进行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具有与契丹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后裔，而云南保山、施甸的“蒋姓”人氏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结合历史资料判断，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由此，施甸契丹后裔的确认问题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答：契丹是耶律阿保机创立的详情>>
问：有没有哪本书是专门介绍墨西哥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民俗、性格特点等的呀？ 最好...
答：可以去墨西哥国家图书馆阅读墨西哥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民俗、性格特点等的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