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几次比较有名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1、闯关东：
1）、关东
  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祖国东北方，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以后又俗称“关东”，直到当代仍在民间盛行。历代对东北行政区划不一，名称种种，而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却是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海之变，最终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成为它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2）、何谓闯关东：
闯关东的历史由来已久，据初步考证，明代末期即有此记录，清代逐渐掀起高潮，清代的中晚期至２０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闯关东的浪潮。据初步统计，至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的人数已达三千万左右。其中，山东人占绝大多数。
　　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也是一种壮举，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
  “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 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因此颁布禁关令。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也叫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
  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称“新边”。以柳条边为界，长期对东北实行封锁政策。因此，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但事实上，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就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
  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直至咸丰十年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但“闯关东”一词却早已被广泛应用，并已约定俗成。
3）、　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主要分成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 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正式开禁放垦。
  
历史上的“ 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 
2、走西口：
1）、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后来则改指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但是，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
  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2）、“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与旅蒙晋商等同视之 
近年来,由于《乔家大院》等晋商剧作的热播，不少文学作品、舞台艺术都简单地将“走西口”与晋商的精神内涵、成功之道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更以“走西口的哥哥曾最富”为题，将“走西口”的男子与晋商等同起来。
  其实，“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与旅蒙晋商等同视之。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来自晋中的贸易商贩（其中当然有部分巨腹商贾，但更有下层的提篮小卖），也有营谋开垦的丁壮，还有一些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会闲杂。一般说来，“走西口”之人，开始是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主要是些揽长打短的青壮年男子，后来逐渐发展为携家带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3）、“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
  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
  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4）、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图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
  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南洋[1]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
  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
3、“下南洋”。
  
1）、历史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
  
　2）、几次大规模迁徙：
——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
——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
——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
——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
——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
  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2）、原因
　　 ——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
  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编辑本段]现状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
  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
  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
  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
  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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