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有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
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
非是则底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诗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但近体模拟盛唐，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其二：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
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该诗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
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他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
六朝之文游，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对于诗，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诗，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但他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
他的《乐府变》更学杜甫的“即事而命题”。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景，有一定意义。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大堆的陈词滥词，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
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是“后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在理论上，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
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个而画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
但他忘记了“世”，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知它们也正是“世变”的产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
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在“七子”中名不显。他的《报刘一丈书》，描摹无耻文人奔走“权者之门”的丑态，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淋漓尽致，有深刻现实意义，无心拟古，却传诵至今。
答：“解冻文学”倾向于对过去的僵化的 文学模式的反叛，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 清醒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生活。他们要求重视人，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 重新确认“人...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