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左传》一样，《战国策》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它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它原来的书名并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战国策》也归为历史著作，但它与《左传》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
  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作为威胁社会秩序纽带的“礼”也已然断裂，天下诸侯蜂起，战乱频繁，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
  《战国策》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士”的重要性，如《齐策四》记载齐宣毛遂自荐图清吴历王重用王斗，王斗举荐五个人出任要职，结果齐国大治；《燕策一》记载燕昭王师事郭隗，招揽天下之士，结果燕国强大起来，联合五国讨伐齐国。这些布衣之士左右天下局势的事迹被作者津津乐道，甚至加以虚构。
  他们甚至在诸侯王公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在《齐策四》中，道出：“士贵耳,王不贵。”这种思想不仅完全突破了讲究等级尊卑的宗法观念，而且与《左传》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它说明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士的影响力和地位在不断地上升，自我意识不断地加强，终于要和传统的贵族分庭抗礼了。
  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传统的道德在沦丧，传统的伦理在崩溃，人们撕掉了过去笼罩在国家和人际关系方面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
  于是他感慨道：“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苏秦在失败时和富贵时人们的态度变化，正说明了那个时代崇实尚利的人际关系实质。名利思想已经侵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战国策》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上至诸侯王公，下至闾巷细民，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出现在《战国策》中，使得它的人物画廊空前地开阔。当然，最活跃的还是那些俊雄宏辨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任意驰骋，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显示出卓异的风采。作者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往往集中笔墨叙写一个人的事迹，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同时，作者还使用大量的夸张、渲染和虚构手法，和铺陈、排比、夸张、比喻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启示和铿锵有力的文章节奏。这样，就使得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文采飞扬，又充满了传奇色彩。《战国策》在叙事写人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辨丽恣肆、词采华丽的文风，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艺术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的向前发展。